作者：童莹

在中国人类学史的叙事中，福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科发源地。学界通常认为，20世纪20年代，以吴文藻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社会调查实践以及岭南、云南地区的民俗与民族调查工作，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类学的早期探索。然而，若将视角回拨至19世纪中叶的烟台山，则可见中国人类学萌芽的更早形态。在烟台山上一座小小的书局——美华书局，悄然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日常生活的系统观察。在这里，传教士、学者、雕版匠、塾师与商人共同创造了一片知识场域，将中国人“作为生活者”的真实面貌书写下来。

闽江入海口的烟台山，山体不高，却长久矗立于潮声与风向的交汇处。19世纪中叶，榕树林与洋房之间，船桅林立，海风携着新的文字与思想吹入城中。1859年，美国公理会在福州设立分支机构美华书局，麦利和出任第一任书局主理。书局初建时共四层，建筑风格糅合了殖民式、古典主义与巴洛克等多种手法，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折中主义风貌。

整座建筑占地面积552平方米，一层为职工宿舍，二、三层设有印刷工厂与纸张储藏室，四层为管理者的办公室。虽然体量不大，却在当时的烟台山上格外醒目，成为印刷文明的新地标。

美华书局在福州雇用中国工匠从事雕版与印刷工作。一份报告写道：“福州的印刷所规模尚小，但其印行之书籍已遍及闽省各地。”（《教务杂志》1861年第2卷）书局的理想是“使福州及闽地士民得以识文，得以观世”。最初翻译宗教读物，渐扩至社会、历史、教育、医学等主题，成为福州近代出版的中枢，也为本地士人首次开启“世界”的窗口。

早期参与者除远洋而来的传教士外，还有福州秀才、雕版工、塾师与商人。仓山与台江的匠人提供精湛印刷技艺，闽侯与永泰的塾师帮助传教士掌握方言，使书局形成“口语—文字—生活”交织的知识格局。印刷房内，中英文朗诵交织，纸墨间混合着榕树香与海潮气息，那里是近代福州最早的“文化工场”。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来成为著名华侨领袖的黄乃裳。青年时期，他在烟台山初识世界地理、社会组织与群体协作之理，深受启迪。多年后，他在南洋创办诗巫垦场，推行公共教育、社群自治与合作制度，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此。

19世纪中叶的烟台山，也成为西方人深入观察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舞台。传教士以最直接的方式进入地方社会：学习福州方言，深入乡间，从闽江上游到永泰、闽清、罗源，多以步行或舟行穿梭市井乡社；参与春节、七夕、拗九等节令仪式；在婚丧礼俗中体察血缘秩序；于行帮与码头间观察“规矩”与“人情”的共生。他们不是在书斋里研究中国，而是在灶边、厅堂、桥头与茶铺间倾听，理解社会在呼吸间流动的秩序。在这种沉浸式观察中，人类学的核心概念“在场”被无意间实践出来。

麦利和在1861年完成的《生活在中国人中间》即体现了这种理念，书中说道：“要理解中国人，必须生活在他们中间，而不是仅仅住在他们旁边。”这种共处式观察为早期中国社会记录奠定了基础。这本书以平实笔法呈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心性：“他们每日生活的每个动作，从晨起到入夜，都有其礼法与意义。”

10多年后，美国传教士卢公明在美华书局整理和扩展了田野笔记，最终于1868年出版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该书系统描绘衣食住行、婚丧礼俗、宗族祠堂、行帮制度与节日风俗，是最早完整的中国社会生活志。

两书出版后迅速传播，成为西方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文本。《泰晤士报》评价：“这些著作让中国人离我们更近了——他们不再是瓷像，而是有血有肉的生活者。”日本学者坪内雄藏称其为“东亚社会学之始基”，吴文藻亦称“虽非学者，而具学者之诚”。

若说北京与江南象征“典籍中国”“礼制中国”，烟台山则代表“生活中国”的首次被发现。这里记录的不是王朝政治，而是饭桌、巷道、厅堂、社祭，是人们如何“生活”的中国。那些自烟台山印出的书页，让中国第一次以日常之姿被世界看见，也点亮了中国人类学与社会学早期的思想之火。

除了黄乃裳，还有许多福州本地青年因书局与印刷场域的影响，走上知识与社会觉醒之路。据早期福州刊物记载，青年聚集于烟台山书馆与印书场，翻译西学，刻印刊本，参与讨论“新学”与社会问题，既包括天文、地理等西方科学知识，也包括对自身社会生活的重新认识。青年们在学习美华书局出版的《天演学正诠》《东方药石》《天文图说》《福州地图》《卫生浅说》等科学类书籍的同时，也阅读、讨论书局刊印的《闽省会报》《华美报》，甚至参与方言整理工作，协助出版了《榕腔注音词典》。他们在学习“世界”的同时，也第一次以观察者的目光回望自身的生活与社区。

美华书局的出版与翻译活动，让文字成为思想流通的媒介。刊物与书籍中出现的“社会”“文明”“教育”“进步”等词语，虽带有新奇的异域气息，却逐渐成为士子讨论的共同语言。可以说，烟台山的印刷机不仅印出了文字，也印出了思想的脉动。传教士和本地士绅、青年、匠人、商贾之间形成了开放的文化生态，知识在这里被翻译、印行、再传播，世界与地方在同一张纸页上交汇。福州由此成为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早期试验场，烟台山则是这场思想觉醒的隐秘起点。

烟台山曾是福州最早通向世界的窗口，也是中国社会第一次被系统书写的现场。外来的目光在此学会“看见”中国，而中国人也在“被看见”的过程中重新认识自己。这场双向的观看，正是现代中国学术与文化觉醒的起点。

今日的烟台山，已由教会聚落转化为公共文化空间。修复的天安堂、书局旧址与领事馆群落，不仅是近代中外交往的遗址，更是当代福州人与历史再度相遇的场所。那束从烟台山照出的光，虽静默，却深远，照亮了中国与世界之间持续的理解之路。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日报》（2026年2月3日 第12版：理论周刊·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