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思翔　

　　近读报上一篇说古诗中德性之美的文章，说的是儒家认为，“德性通过诗的感发才得以兴起，进而将诗视为涵养德性的重要路径，在论诗时尤其注重其道德意蕴。这被后世继承、吸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重德性之美的独特诗学传统”。这段话不禁令我想起连江籍南宋爱国诗人郑思肖，他的许多诗篇，都洋溢着德性之美。

　　我们讲德性，首先是爱国。郑思肖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被郭沫若称为“民族意识浓烈的人”。

　　郑思肖生活的宋末，元军大举南下抢掠。他目睹蒙古统治者及其军队的暴行，与南宋朝廷丧权辱国的丑状，痛感报国无门。当元军南下时，他到临安（杭州）向太皇太后和幼主慷慨上书，献抵御之策，未被采纳。一腔悲愤无从发泄，他便开始创作大量的诗歌及文章。人们熟悉的《德祐二年岁旦二首》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心志：

　　力不胜于胆，逢人空泪垂。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

　　日近望犹见，天高问岂知！

　　朝朝向南拜，愿睹汉旌旗。

　　有怀长不释，一语一酸辛。

　　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

　　读书成底事，报国是何人！

　　耻见干戈里，荒城梅又春。

　　德祐二年（1276）三月，元军攻下临安，帝

　　和全、谢二太后被俘。这年元旦（岁旦），诗人在元军占领下的苏州，一方面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一方面又不甘心大好河山之断送，于是满怀郁愤，写下这两首诗，以直白深沉笔触抒发作者对故园的忠贞与哀思。上一首通过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等句借古喻今，寄托恢复中原之志；下一首则以“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明志，展现至死不渝的民族气节。全诗“字字凝血，句句含悲”，爱国之心，日月可鉴。从中可感诗作的德性之美。宋亡后作者改名“思肖”（思赵），号所南，作画画兰不画土，托物言志，抒发沦亡之恨，寄寓怀国哀思。

　　对于抗元军民和抗元英雄，他极力歌颂，赞美其爱国心，弘扬其报国志。《咏制置李公芾》诗便是其中的代表：

　　举家自杀尽忠臣，仰面青天哭断云。

　　听得北人歌里唱：“潭州城是铁州城！”

　　这是一首令人感泣、给人力量的“正气歌”，也是赞颂德性之美的史诗。作者用白描手法，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通过正面和侧面描述潭州制置使兼湖南安抚使李公芾的忠烈和英勇，赞颂了李公芾与潭州军民英勇抗击元军的悲壮事迹。元军入侵时，李公芾组织军民浴血奋战，坚守潭州城三个月。城破时，他除一子裕孙及一孙辅叔因当时不在潭州，其余家人全都和他一起壮烈殉国。亦如作者在《题画菊》所云：“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坠北风中。”李公芾与潭州军民正是这傲骨铮铮的“菊花”。

　　对民族英雄文天祥，郑思肖十分钦佩敬仰，称文天祥“才略其伟，临大事无惧色，不敢易节。”他曾写多首诗作赞颂文天祥，在《和文丞相六歌》中，他写道：“我所思兮文丞相，英风凛凛照穹壤。失身匍匐草莽间，屡迫以死弥忠壮。虚空可变心不变，吐语铿然金石响。……”赞颂文天祥的高尚节操，也抒发了作者对英雄的仰慕之情。

　　郑思肖重德行，还表现在交友上。他认为“有行而无文，不失为君子；有文而无行，终归于小人”，痛斥那种“马犯金汤即弃关”的投降派。他也揭露失节卖身小人的丑恶嘴脸：“彼儒衣冠谁家子，靡然相处亦如此？不知平日读何书，失节抱虎反矜喜！”宋亡后他拒绝会见失节文人，不与他们来往。这些体现他德性的故事，数百年来也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赞扬他把做人作为作诗前提的可贵品格。

　　面对元兵入侵，郑思肖曾想投笔从戎。“如今好弃毛锥子，望北长驱马一鞭！”甚至还想“举大事”，“屡曾算至难谋处，裂破肺肝天地哀”。但他毕竟只是一个手不缚鸡的书生，又没有文天祥那种倾资募兵的力量，只能徒唤奈何，但他尽心了。

　　在蒙古军入侵，山河破碎的动乱年代，郑思肖创作了大量诗篇。这些“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句以泣血之心、悲痛之情，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故园深情和傲然挺立的民族气节。他把这250首诗和10多篇散文汇成文集，取名《心史》，于元至元二十年（1283）封入铁函沉入苏州承天寺古井，直至365年后，偶然被人从井底发掘出来，居然完好无损，成为我国历史上一部真正的奇书。

　　郑思肖坦言，他的诗“但写肺腑苦，不求言语奇。矢口吐愤气，焉知诗非诗”。历代学者对《心史》多有评论，明末清初学者、诗人屈大均认为：“少陵以诗为史，所南以心为史。”史学家顾颉刚在抗战期间专门写了篇《郑思肖心史孤忠》的文章，以激励全民的抗战决心。郑振铎作《跋心史》一文，说：“思肖生于亡国之痛，故持民族观念至坚，主夷夏之防至严，一字一语，均含血泪。”诗是言志的载体，郑思肖在这些诗作中感物托志，将一己之悲欢与家国天下相通，彰显其爱国成为君子德性的核心品质。这也是他离世七百多年后，今天我们依然缅怀这位乡亲先贤的原因。

　　《福州晚报》（2026年2月5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