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美松

　　余潜士（1784—1851）是晚清理学家。他只有举人功名和教育家的声名，却被时人誉为“吾闽道学之宗”“理学之东南重镇”，身后即被闽中士人申报入祀乡贤祠，具名官绅、名士、生徒达164人，其中以翰林院编修魏敬中、林汝舟为首，上呈过程历经县儒学具结、绅士族邻甘结、知县详准、知府申送、布政使转详、巡抚复查、总督、学政具题、皇帝敕部议复，礼部核议汇题，最后奏准“依议”，层层递报审核，历经两年时间方得批准，如此慎重，可见其难，亦见其实。

　　在经过十余个层级的申报中，所申述的理由众口一词皆称余潜士为“学醇品粹、矜式士林”，又说是“学守儒宗、行垂世范”可见他学问的根脉纯粹是发自儒家宗派、朱子理学的渊薮，而其品德修养也一本儒宗，并无二致，堪为士林矩范、世人楷模。呈文缕述余氏自少品性端慤，笃守伦常，秉性怡静，身讼自克，力变气质之偏。正是这种长期修习、笃实反躬的自我修养恒心与实践，取得良好的修身励行效果。

　　余潜士终生注重持躬端谨，立品方正，身虽未仕而志存利济，宅心仁厚，笃行儒家教诲，“不务声华，惟以内行自饬”，绝不“炫骛”，被学者誉为当代程朱理学的卓越传承人。早先廷诏举“孝廉方正”时，县邑诸生皆欲推举他应选，他却辞以母病，坚不赴考，执意不欲苟入仕途。督学了解到他生性至孝，并不陷溺于科举，其行为足为士人趋向，鳌峰书院山长陈寿祺将余氏“首举以对”，为拔贡第一，冠诸十郡（含台湾）。余潜士品粹源于他“立品端醇”，少习孝友，至老不衰，漠视声华利禄，闇然自修，耻要名誉。他以自身的榜样教书育人，内行真纯，始终保留天性的纯洁，因此获得永阳和福州士人的一致赞许与崇高评价，这是他身后获得郡人合力荐举进入乡贤祠的首要原因。

　　余潜士获众多士子拥戴入祀乡贤祠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的儒学造诣，即“学守儒宗”“学醇品精”。朱子言，醇儒者，要“事事皆中于理”（《朱子语类》），即在学术思想上始终保持理学一脉的纯正性、正统性，不杂糅，而且历时弥久，意蕴愈益深刻，其在践履上要完全符合儒家道德规范与学术矩矱。众人均推崇他的学问执守儒宗，思想、践履完全儒学化，彻底信守理学的根脉，因此人称“吾闽道学之宗”。

　　这要追溯到他早年的治学经历。他自谦从学较晚，“年二十始知自奋”，但庆幸所拜皆名师，如“受业于榕城蔡于麓（容）先生之门”，在福州“造庐拜谒”名儒陈庚焕，“聆其教诲”，在鳌峰书院受业于陈寿祺山长、林芳春宿儒，因此学业大进，“所造益邃”。余氏的治学精神也是时人难以企及的，他“数十年濡首载籍，与古为缘”，所读均是儒家著述，程朱理学原著，“汲古渊深，励学纯粹”；又能勤学苦读，“泛滥于杂家”，因而学识渊博，广有才艺，由此成为立品端醇的一代理学宗师。

　　余潜士家虽贫而早年就学十分勤苦，奉伯父命外出从师，年十九于郡城福州受业。家贫嗜书，只能不辞远道求书抄读，累月不倦。嘉庆七年（1802），余氏游旧书肆中，购得《近思录》一书，读而好之，敬若神明，自谓“读之如久盲忽开，如沉疴乍起，如昏昧初醒”。因而更加发奋力学。次年（1803），又购得朱子《小学注钞》，阅之，愈益感发奋兴，从此服膺于宋儒理学，遂屏绝外务，下帷研经。携书离城回乡，陟磴道一千五百余级，独上邑西高盖山房石室中，习静苦读，研心正学《朱子文集》《朱子语类》等书，尤深研朱子《小学》，多有心得。在山读书四年，嘉庆九年（1804），入鳌峰书院，拜学者陈庚焕为师，学识日进，名声渐显。道光元年（1821），邑内士绅欲推余为孝廉方正，他“自揣声闻过情，深增愧惧”，以居忧辞却。

　　余潜士坚持读书做学问，除应邀入鳌峰书院研学助教、编纂朱子《小学》书外，还时常参与宿儒如林芳春、陈庚焕、陈大煜、陈登龙、林雨化诸先生组织的论学会，讲明学术，砥砺志节，当时“知名士咸以不识潜士为憾”，可知他学识声望之高。

　　余潜士为谋生与研学起见，还曾在鳌峰书院肄业教学。嘉庆十七年（1812）后开始授徒他乡，先是应聘授经于鳌峰坊高氏馆，与高氏礼恭情笃，教馆十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在侯官大穆埕陈氏馆授徒；道光五年（1825）馆于本县江氏家课徒，后到鳌峰书院就职，遂举荐儿媳张瑞贞到永泰辅弼塾馆课徒以自代。张氏三岁抱养于余家，潜士视同己出，悉心调教，四岁开蒙，怀膝授书，六岁随馆就学，八岁开笔，习撰短文，吟诵诗词，并习诗词格律。余见张氏有慧根，好学敏求，是可造之才，常当众夸赞曰：“余家也有才女班昭了。”还指导她弹琴弈棋，学书作诗。十六岁完婚后，余即带瑞贞拜访林则徐夫人郑淑卿，郑氏夸赞曰：“有瑞贞女史作塾师，永阳蒙童有福矣。”原来余潜士进鳌峰书院肄业时，曾请张氏在家乡辅弼乡塾教学以自代。当时张氏年仅十六岁，她认真教学、自修学问，从此任塾师数十年，博学多才，精通经史，亲撰教案与研经文章。在余潜士的教养与指导下，张氏成长为十分称职的女教育家。

　　道光九年（1829），余潜士应总督命入通志局助修《福建续通志》。嗣后，受聘于黄栋轩家塾，授经七载。道光二十四年（1844），继续教馆于福州乡绅魏杰之寿泉精舍，直至病归于乡。咸丰元年（1851）仲秋之月逝世，享年68岁，由凤池书院山长魏敬忠在庆城禅寺主持追悼会。次年（1852）十月，以前翰林院编修魏敬忠、翰林院编修林汝舟为首，164名绅衿联名呈请朝廷批准，余氏于朝廷赐其进士出身，授文林郎。咸丰四年（1854）十二月入祀乡贤祠，配祀文庙。据记载，有清276年间，入祀“福州府学乡贤祠”者仅24名，余潜士荣列其中。

　　余潜士受赐入祀乡贤祠，乃实至名归之举。乡人及各级官员皆众口一词盛赞其学行及为人，认为他“少有秉彝，孝悌出于天性；长知励学，趋向异于常儿”。年方十岁而受书立志，专崇正学，潜读深山。其淑性因受程朱理学淘染，志笃闇修，始终坚持教书著述，躬行数十年不怠，以品学名世，洵称一代儒学宗师。余氏恂恂处己，蔼蔼接人，将理学宗旨化为利民实功，百姓受其教化；制定乡规民约，邻里为之相亲；宣德化，睦邻里，募集资金，修建桥梁，自出仓粟，赈灾济贫。立德立功，垂不朽之声名，树千秋之人望。乡人推其为后进之典型，著书有功于世教，众庶敬之为完人。总之，余潜士不愧为福州乃至福建卓越的教育家、思想家，为世人树立了一座品学兼著的丰碑。

　　《福州晚报》（2026年3月11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