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静　文/图

“梦锡成之同游”石刻与明代名臣吴文华、叶向高的诗刻并排相邻。

石刻上书“梦锡成之同游”六个大字。　　

　　福州连江玉泉山，枕敖江而望东海，岩壑奇秀间藏着历代文人的精神印记。

　　山间品岩寺一侧下方的岩石上，一方摩崖石刻简约而隽永——“梦锡成之同游”。这六个字，以竖刻两行楷书镌于壁上，字幅宽100厘米、高170厘米，单字径宽40厘米、高45厘米，笔力清劲，历经四百余年风雨仍清晰可辨。

　　这方题刻未见于旧版《连江县志》，却与明代名臣吴文华、叶向高的诗刻并排相邻，三者时空相望，构成一幅跨越岁月的文人交游图景。

　　迷雾溯源：

　　石刻年代辨析与人物初考

　　关于“梦锡成之同游”中的“梦锡”和“成之”这两位人物的身份，一度扑朔迷离，众说纷纭。之前曾有学者指出，这方石刻貌似宋代，实则不然。

　　宋代有位名臣叶衡（1122—1183），字梦锡，是南宋婺州金华（今浙江金华市婺城区）人，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是南宋孝宗朝著名的主战派政治家、经济改革家。叶衡以才干卓越、勤政爱民著称。叶衡有出游题咏相关经历的记载，且任过福州宁德县主簿兼摄县尉，是史料中“梦锡”这一称呼较贴合的人物。但是，文献记载中没有叶衡与“成之”同游连江玉泉山的痕迹，故此石刻中的“梦锡”不可能是他。

　　我们再来探讨“成之”的身份。北宋时有一位名为刘衍的诗人，字成之，漳州龙溪人，为英宗治平间进士，曾担任英州推官、潮阳县令、新州知州等职。他所处的时代与叶衡相近，且两人同为士人阶层，具备一同出游玉泉山并留下相关记载的可能性，但依然无法据此认定石刻为这两人所题。

　　首先，这方石刻刻在明代吴文华、叶向高诗刻左下方，应为同时期或后期的题刻。按照古人摩崖题刻的惯例，结合《乌石山志》中“丁亥仲冬子西□□梦锡同来”的石刻记载，以及明万历年间的历史背景考证，这方题刻大概率是明代学者沈瑞临（字梦锡）与连江文人陈志遴（字成之）的同游遗存，背后藏着一段关乎宦游、仰慕与知己相逢的文史佳话。

　　玉泉山是连江历史文化的核心地标，自明代起便是闽地文人雅集的胜地，承载着深厚的乡土文脉与人文情怀。旧时这里坐拥玉泉岩、瑞光塔、清涧阁、清风阁、忘归阁、拥秀堂、明月轩、流杯亭等自然胜景与人文建筑，时称“玉泉八景”，兼具山水灵秀与匠造之美；更因吴文华、叶向高等乡贤名宦的题刻留踪，成为凤邑文化名丘，声名远播。其中，“玉山听泉”位列敖江十二景，清泉潺潺、意境清幽，引得历代文人骚客纷至沓来、吟咏不绝。

　　吴文华（1521—1598）是从连江魁龙坊走出的朝廷重臣，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后谥号“襄惠”。他宦海沉浮三十余载，政绩卓著、清名远扬，诗文功底亦深厚，在明代文坛颇具声望，名列“连江六才子”之首。吴文华曾数次登临玉泉山，揽胜抒怀，留下《同孙台山侍御游玉泉寺》诗刻：“禅房响幽竹，泉玉细相和。香刹逢初结，熊轩喜并过。清樽开石壁，高调散烟萝。欲去还延伫，山山暮蔼多。”诗刻落款“兵部尚书，邑人吴文华”，笔墨间尽是对家乡山水的眷恋与文人雅趣。

　　叶向高（1559—1627）为万历朝内阁首辅，祖籍福清。他早年曾师从吴文华，二人亦师亦友，故而常往来玉泉山。他应吴文华三公子吴承照（字汝恒）、承熙（字汝缉）、承烈（字汝扬）邀约，与薛履章、陈可钦、陈世闻诸友同游玉泉寺，也留下五言律诗摩崖题刻：“公子邀宾地，云房逈自孤。虚堂喧鸟雀，古道冷揪梧。谷坞泉声细，花明雨气无。更欢群妙集，归路夕阳扶。”诗文笔触清雅，既写尽玉泉山的清幽空灵，又记下雅集之乐，其摩崖题刻与吴文华之作遥相呼应、相得益彰，让这座不起眼的近郊小山，一跃成为明代福州府文人雅士寄情山水、畅谈文心的精神高地。

　　而“梦锡成之同游”石刻能与吴、叶两位名宦题刻毗邻而存，既彰显了题刻者与这一文人群体的精神共鸣，也暗藏着彼此间非同寻常的交游渊源。尽管这方石刻未被旧志收录，却以实物形态弥补了地方文史记载的疏漏。

　　题者谜团：

　　隐逸名士与清廉学者

　　“梦锡成之同游”石刻中，“成之”已确认为连江东岱人陈志遴。据《连江县志》（嘉庆版）人物传记记载，陈志遴，字成之，为陈址之孙，明末清初人。少为诸生，意气巍岸，多与时违，明季以才名征，不赴。有人劝他应召为官，他坦然作答：“仕非吾志也，况非其时乎？”这份对仕途的疏离与对时局的清醒认知，可以窥视出他淡泊名利的底色。国变之后，他先筑室于白鹤山中，开门教授生徒，后又迁居西村。家境清贫到常两三日不得食，却依旧歌咏自如、泰然处之。友人白沙何其伟感念其品行才华，常常分粮接济他。这位乱世中的文人雅士，虽未见于正史详载，但结合地方文献、传世诗作与石刻遗迹，可完整勾勒出他坚守本心、深耕文脉、诗风清雅的鲜明形象，其活动年代与沈瑞临、吴文华、叶向高等人高度重合，是当时连江本地文脉传承的核心参与者。

　　陈志遴自幼才华横溢，少为诸生时便展露过人学识，所著诗文甚富，却多随手弃之不留，直言“安用此为哉！”幸而友人何其伟在他殁后极力搜求，得诗百余首，转交陈元钟，最终由陈元钟在金陵刊印传世，其诗集详情载于《连江县志·艺文志》。

　　他的诗歌风格雅澹清远，耐人咨赏，字里行间满是隐逸情怀与山水意趣。比如《楼居》一诗中“月当松岭缺，云补竹林疏”，以极简笔触勾勒出山居月夜的清幽之境；《寓何梧子宅上书怀》“野水兼云流涧泽，山禽先雾下阶除”，在闲淡景致中暗藏坚守古道的孤高；《游东山庵》“树罗石屋春巢雨，水涨山田夜种星”，将山寺风光与农耕场景相融，意境空灵而真切。而“泉添昨夜雨，江飒去年秋”（《游江寺》）、“游尽山峰人未到，悟来潭水月无分”（《大溪山居》）、“半根竹杖行香际，一衽山云报带间”（《山游采茶》）等名句，更是以凝练的文字捕捉自然之美，尽显其深厚的文学造诣。此前流传甚广的《玉华寺》一诗：“下方无此净，山性况宜美？石壁幽中闭，玉人天际来。可行红叶径，僧笑白云台。冒雨寻庵刹，平生几日回。”这也是他山水诗中的佳作。诗中既见对景致的热爱，也藏避世自守的心境。

　　陈志遴性格刚直磊落，“意气巍岸”，不愿迎合世俗潮流，“多与时违”的品性在明末动荡的时局中尤为难得。明朝廷曾因其才名征召为官，他毅然婉拒，选择远离宦海纷争；国变之后，他更是坚守隐逸之志，即便生活清贫，仍以讲学为业，将毕生心力倾注于乡梓教化。对于族中孤苦无依之人，他心怀悲悯，多有接济，主动为其筹划婚丧嫁娶之事，其高尚师风与仁善德行在地方上广为传颂，成为乡邻敬仰的名士。作为连江望族陈氏之后，其祖父陈址为地方贤达，与吴文华家族同为连江文化中坚力量，世代深耕乡土文脉，这也为他日后结识沈瑞临、参与文人雅集埋下了深厚伏笔。

　　而“梦锡”的身份考证，也曾一度陷入迷雾。经检索明代史料，明确字“梦锡”且活跃于万历年间的，唯有杭州籍学者沈瑞临（学者尊称“约庵先生”）。其籍贯为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今杭州市），生于明代中后期（公元1540年前后），卒于公元1612年，享年72岁。

　　万历五年（1577），沈瑞临进士及第，时年37岁，应天府乡试位列第二十九名，会试第十六名，最终获第三甲第一百七十二名，由此开启仕途。初入仕途时，他被授予行人一职，后升任行人司正，负责朝廷册封等事务。其间，他面对各类馈赠均坚决拒收，坚守清廉底线。随后，他升任南京工部虞衡司郎中，其恪尽职守的作风深得尚书衷贞吉赞赏，甚至获叹“安得尽职奉公咸如沈正郎者”。

　　万历二十年（1592），他晋升四川按察司佥事，奉命在川东整饬军务。彼时，当地土司杨应龙蠢蠢欲动、意图叛乱，沈瑞临以练兵强武与安抚招纳相结合的策略稳定局势。他任职期间杨应龙始终不敢起兵反叛。他离任时，下属曾以千两结余公款作为赠礼，他亦严词拒绝。后因母亲年迈，沈瑞临主动上书辞官回乡奉养，此后闭门潜心钻研濂洛学派典籍，致力于传承儒学绝学。当时，龙山天真书院是王阳明曾讲学之地，地方官员力邀他主持书院，他却以“程朱之后，圣学已明，学者惟以践修笃实为本”为由婉拒，反对空谈虚名的治学之风。

　　他家境贫寒且不经营产业，居所简陋，巡按御史唐一鹏欲捐钱为他修缮房屋，督学伍袁萃想赠予他二十亩学田保障生计，均被他一一谢绝。沈瑞临晚年时学术造诣愈发深厚，著有《易义》十卷、《经解》二十卷，著作探析精微，深受学者推崇并争相传习，其孙沈从云也颇有学识品行，后来还将闲置的学田转为旌德祠祀田，延续了他的清廉德风。

　　玉泉之约：

　　跨域文人的精神共鸣

　　沈瑞临的身份与玉泉山石刻的关联性，在《乌石山志》的记载中得到了关键印证。该志收录的“丁亥仲冬子西□□梦锡同来”石刻，明确标注了“丁亥年”这一时间节点。查明代纪年，万历十五年（1587）恰为丁亥年，与沈瑞临的活跃期完全契合。这一年，正是沈瑞临担任南京工部郎中的关键时期，而巧合的是，吴文华也于同年升任南京工部尚书，数月后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南京作为明代“两京”之一，工部是核心行政机构，沈瑞临的“南京工部郎中”一职，恰好是吴文华的直属下级。这种上下级关系，为两人的交集提供了客观条件——沈瑞临既可能因公务受到吴文华赏识，也可能因仰慕其文名与政绩，而萌生探访其家乡名胜的念头。

　　万历十五年（1587）的丁亥仲冬，或许正是这段文史佳话的起点。当时沈瑞临可能因公务往来于南京与福建之间，或是借行人司正“奉旨出使各地”的职责之便，踏上八闽大地。他先与友人“子西”（经考证，可能是明代福建士人翁几，字不中，一字子西，号荔枝台；《闽书》载其隐居授学，活动地域与时代均与石刻契合）同游福州乌石山，留下题刻后，便慕名前往连江，探访吴文华的故乡。作为地方望族子弟与知名文人，陈志遴因家族与吴文华的交谊，自然成为沈瑞临的向导。两人一来自浙东，一土生土长于连江，却因共同的文化志趣与对吴文华的仰慕，结伴登上玉泉山。作为连江本地人，陈志遴对玉泉山品岩寺一带的景致极为熟悉，或许正是他以《玉华寺》诗中“冒雨寻庵刹，平生几日回？”的热忱，引领沈瑞临遍历山间胜景；而沈瑞临既怀揣着对前贤故乡的敬仰，也带着文人特有的山水情怀。二人此行堪称知音相遇、精神相契。

　　可以想见，站在吴文华、叶向高题刻之下，沈瑞临与陈志遴或许曾品读前贤笔墨，感慨宦海沉浮与文人风骨。吴文华在南京任上推行的廉政举措、体恤民艰的政绩，与沈瑞临“四壁萧然”的清廉操守一脉相承；而陈志遴“意气巍岸、不赴征召”的隐逸品格，“家贫断炊仍歌咏自如”的豁达气度，隐居讲学、接济乡邻的德行，以及“月当松岭缺，云补竹林疏”般的诗文才情，更与沈瑞临潜心治学、不慕荣利的追求高度契合。三人虽身份有别、地域各异，却在“清廉为政”“潜心治学”“德行立身”的价值追求上同频共振。于是，在品岩寺旁的崖壁上，他们以最简约的方式留下印记——“梦锡成之同游”六字，没有官衔，没有纪年，却将一次偶然的相逢定格为永恒的文史记忆。这方石刻的规制与吴、叶二人题刻相近，刻于吴、叶二人题刻左下方，虽说字径略大，依然体现了对前贤的敬重，也暗示着题刻者希望以这种方式融入地方文化脉络的期许。

　　这段文史佳话仍有未解之谜

　　这场同游背后，是明代文人“宦游”文化的生动体现。明代中后期，随着交通的发展与官僚制度的完善，官员因公务游历四方成为常态，形成了独特的“宦游”传统。沈瑞临的福建之行，正是这种传统的缩影：他以官员身份出行，借助驿站资源穿梭于各州府，既履行公务，又寻访名胜，与地方文人唱和往还。这种旅行方式不同于徐霞客的“布衣游”，却同样为文化传播与交流提供了契机。陈志遴作为本地文人，其参与则体现了“地主之谊”的传统。在古代文人交往中，地方望族子弟往往扮演着联络四方贤才、传承地域文化的角色，他与沈瑞临的同游，正是这种文化纽带作用的体现。而玉泉山石刻群的形成，正是这种跨地域文化交流的集中见证。

　　然而，这段文史佳话仍有未解之谜。《乌石山志》中与梦锡同游的“子西”（翁几），其具体生平与交游网络仍需更多史料佐证；沈瑞临与陈志遴除了同游题刻外，是否有书信往来、诗文唱和等其他交集，目前尚无直接史料支撑。沈瑞临的《易义》《经解》等著作是否收录与福建相关的文字，陈志遴传世诗集之外是否仍有散佚篇章，玉泉山石刻的具体镌刻工艺与吴、叶题刻是否存在关联，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探究。此外，尽管通过《乌石山志》推断石刻年代为万历十五年，但仍需结合书法风格比对、地层年代检测等方式，获得更确凿的纪年证据。

　　《福州晚报》（2026年3月30日 A06版、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