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戎章榕

　　“知我者，二三子”这是辛弃疾晚年一首《贺新郎·甚矣吾衰矣》中的两句。短短六个字，道尽这位铁血词人一生的孤独。辛弃疾一生奔走宦海、漫游江湖，结识的友人不计其数，但能真正懂他“金戈铁马”之志、“补天裂”之心的知己，却寥寥无几。而在这为数不多的人中，朱熹算得上一位。

　　一边是“醉里挑灯看剑”的爱国词人，一生渴望驰骋疆场、收复中原；一边是“为天地立心”的理学宗师，潜心钻研学问、教化世人。看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却在人生路上结下了深厚情谊，成为彼此生命中重要的知己。

　　南宋淳熙五年（1178），江西遭遇严重饥荒，粮价暴涨，百姓身陷困境，彼时39岁的辛弃疾刚出任江西安抚使兼知隆兴府（今南昌）。当年49岁任南康军知军的朱熹，与辛弃疾从未谋面，却主动登门与他会面。这一见，成为两人知己相交的开端，也让江西百姓得以度过荒年。

　　朱熹的主动相寻，并非贸然之举，而是早对辛弃疾的才干与担当心生认可。此前辛弃疾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今长沙）时，曾颁布振聋发聩的赈济榜文“劫禾者斩，闭粜者配”，八字铁令严惩抢夺粮食的暴徒、打击囤积居奇的粮商，尽显果决的治世能力。朱熹见此便赞叹：“此人有经世之才，非寻常文人可比。”他深知，唯有辛弃疾的雷厉风行，才能解江西饥荒的燃眉之急。而辛弃疾也不负所望，与朱熹会面后即刻颁布“禁闭籴”令，缓解了江西的饥荒。两人虽是第一次见面，却因有共同的执政理念，心意早已相通。

　　淳熙九年（1182）九月，朱熹赴临安奏事，途经信州，在辛弃疾带湖新居，与这位挚友相见。彼时辛弃疾遭弹劾赋闲，退居林泉，却未尝一日忘天下；朱熹身在仕途，始终以正心明道、教化苍生为己任。

　　二人围坐案前，促膝长谈：上言民生疾苦，下论国家安危；远溯治学修身之道，近议匡时济世之策。一位是胸怀“了却君王天下事”的豪杰志士，一位是心存“致君尧舜上”的理学鸿儒。他们虽性情与路径各异，但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赤诚却是一样的。

　　此后，两人的交往愈发频繁。淳熙十一年（1184），朱熹弃官南归，再次路过信州，与辛弃疾一同游览南岩。彼时两人皆“无官一身轻”，无所顾虑得以更畅快地交流，留下了“南岩论道”的佳话。他们站在南岩之巅，望着脚下的山川河流，感慨世事无常，最终不约而同地喟叹：“世间为人，终究要‘克己复礼’。”这句话，既是朱熹对理学核心思想的坚守，也是辛弃疾对自己“刚正不阿”品格的要求。从此，两人的情谊从“同道”升华为“知己”。

　　淳熙十四年（1187）初，朱熹奉命入朝奏事，因身体不适在信州、玉山滞留40多天。这段时间里，他与辛弃疾朝夕相伴，谈经论道、纵论时事，两人成为莫逆之交。朱熹后来在给友人信的字里行间，满是对辛弃疾的欣赏与惋惜——欣赏他的才干与抱负，惋惜他未能在更广阔的舞台上一展身手。

　　绍熙三年（1192），赋闲多年的辛弃疾终于得到重用，被任命为福建提刑。赴任途中，他特意取道建阳拜访朱熹，虚心请教为政之道。朱熹赠言三句——“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吏以严”，并为他写下贺信，信中写道：“君素有报国之志，今得机会，当以民生为重，以国事为先，切勿辜负初心。”这让辛弃疾倍受感动。次年正月，辛弃疾赴临安途经建阳考亭，再次拜会朱熹，恰巧陈亮也在此地，三人围炉而坐，谈学论政。

　　在辛弃疾奉命回福州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的途中，他还与朱熹共游武夷山。朱熹曾在淳熙十一年（1184）写下《武夷棹歌》十首。辛弃疾对这组诗仰慕已久，此次游武夷，特意写下《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其中“山中有客帝王师，日日吟诗坐钓矶”一句，既是对朱熹才学的赞美，也是对他“帝王师”理想的认可。而朱熹则为辛弃疾的两座斋室题写了“克己复礼”“夙兴夜寐”，这是两人精神共鸣的见证。

　　即便公务繁忙，辛弃疾也从未忘记朱熹的生日。绍熙四年（1193）九月十五日，朱熹生日之际，辛弃疾写下《寿朱晦翁》二首，其中“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一句，将朱熹与上古贤君相提并论，足见他对朱熹思想价值的高度认可。

　　他们的友谊，不仅体现在日常的问候与交流中，更体现在危难时刻的相互扶持。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朱熹任漳州知州时，曾联合汀州知州祝公櫰、提点福建路刑狱公事陈公亮等人，奏请在汀州实行“经界”——重新丈量土地，清理田赋，以解决“富者兼并土地、贫者无田纳税”的问题。然而，这一政策触动了豪强权贵的既得利益，遭到激烈反对，最终不得不搁置。

　　绍熙三年（1192）春，辛弃疾受命到福州接替陈公亮的职务，途经武夷山时，特意拜访了辞任在家的朱熹。当晚，两人秉烛长谈，朱熹向辛弃疾详细讲述了汀州的困境，说着，朱熹紧紧握住辛弃疾的手，叮嘱道：“君到任后，务必推行‘经界’与钞盐法，救救汀州的百姓。”所谓盐钞法，是由盐商先支付若干钱款，然后就可以领取到若干运销食盐的凭证，以此来解决官办专营、食盐短缺的问题。辛弃疾看着朱熹恳切的眼神，郑重颔首答应。

　　辛弃疾上任后，立刻深入汀州调查，写下《论经界盐钞札子》，详细阐述了推行“经界”和钞盐法的必要性：“汀州百姓苦无田而纳税久矣，若不实行经界，百姓终无宁日；盐价高，百姓难以承受，改行钞盐法，可解百姓之困。”随后，他不辞辛劳奔赴临安，亲自向宋光宗上书，请求批准在汀州推行新政。回到福建后，他还坐镇汀州，面对豪强权贵的抵制，他毫不退缩，采取强力措施：严惩阻挠新政的官吏、安抚受灾百姓、规范盐市交易。最终，新政在汀州八县顺利实施——官场风气焕然一新，流民纷纷回迁，潮盐大批上市，商船往来不绝，朝廷税收也成倍增长，汀州从萧条中逐渐恢复生机。朱熹闻悉欣慰地说：“辛幼安不负我所托，真乃国之栋梁也！”

　　然而，这样的知己情谊，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安排。绍熙四年（1193），朱熹被任命为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抚使，而辛弃疾却因遭弹劾罢职，不得不离开福建，退居铅山瓢泉。从此，两人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

　　但他俩的知己之谊却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绍熙五年（1194）六月，朱熹出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虽仅任职半年，却雷厉风行，推行多项改革。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上奏朝廷，请求将辛弃疾于淳熙七年（1180）任潭州知州时，组建的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地方精锐部队飞虎军，纳入本路（湖南路）节制体系，以强化地方自主防御能力。此举并非简单沿用，而是继承并制度化了辛弃疾的军事创新。这是朱熹安民治世的务实之举，也是对好友辛弃疾被贬的最好慰藉。

　　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朱熹在考亭去世。此时，朝廷正实行“庆元党禁”，禁止士人纪念朱熹。但辛弃疾得知噩耗后，不顾禁令，从信州赶赴考亭为朱熹送葬，并写下祭文：“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短短十六字，道尽对知己的敬仰与缅怀。后来，他又在《感皇恩·读庄子闻朱晦庵即世》中写道：“案上数篇书，非庄即老。会说忘言始知道；万言千语，不自能忘堪笑。今朝梅雨霁，青天好。一壑一丘，轻衫短帽，白发多时帮人少。子云何在，应有玄遗划，江河流日夜，何时了？”字里行间，满是对知己离世的悲痛与无尽的思念。

　　《福州晚报》（2026年3月30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