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张兆浩
张翰(《福州府志》错写作“瀚”),字文卿,号坎翁,出生于宋宣和二年(1120),是罗源后张街张氏始迁祖张玉峰的第十世裔孙。他自幼聪颖好学,浸润于闽东深厚的文化土壤,终于在宋乾道丙戌年(1166)登进士第,从此踏上仕途。这一年,他已年过不惑,多年的寒窗苦读与人生历练,为他日后成为一名务实、爱民的官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官居湖北大冶县丞。
县丞为一县的副长官,主要负责文书、仓狱、巡捕等事务,官职虽不大,却是亲民之官,直面百姓疾苦。张翰在大冶的数年间,以其勤勉、清廉和务实,赢得了极好的官声。关于他在大冶的政绩,依据史料和当时的背景、逻辑,可勾勒出他为当地百姓所做的几件深得人心的实事。
治理水患
化荒地为良田
大冶,地处长江中游南岸,境内湖泊众多,水系发达。然而,水既是资源,也是祸患。每逢雨季,江水倒灌,内涝频发,许多农田被淹,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张翰到任后,经过实地勘察,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原有堤坝年久失修,且排水渠淤塞严重。
于是,他毅然向县令请命,主持全县的水利修缮工程。他并非只是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而是身着布衣,脚踏草鞋,亲自带领吏胥和乡绅,沿着湖岸和江堤一路勘查,标记出所有需要加固和疏浚的地段。他虚心向当地有经验的老农请教,了解水势涨落的规律,制定出“上疏下蓄,分流引导”的治理方案。
工程浩大,钱粮短缺是最大的难题。张翰一面向上级申请拨款,一面动员地方富户捐助,更以身作则,捐出了自己数月俸禄。在施工过程中,他亲临一线,监督工程质量,与民工同食同饮,风雨无阻。他严令禁止任何偷工减料的行为,并亲自检查每一块基石是否牢固,每一段堤坝是否夯实。他推行“以工代赈”的方法,招募受灾的百姓参与工程,既解决了劳动力问题,又让饥民通过劳动获得粮食,维持了社会稳定。
经过数月奋战,数十里的江堤得以加固,纵横交错的沟渠被彻底清理。昔日“晴天一身灰,雨天一片洼”的沼泽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次年秋天,大冶丰登,民众纷纷感叹:“若非张县丞,我等焉能有今日之饱暖?”他们自发地为张翰立了功德碑,铭记他的恩德。
整顿漕运
革除积弊惠船民
大冶地处要冲,漕运是朝廷命脉,也是地方一项繁重的徭役。张翰在走访中发现,漕运之中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一些胥吏与豪强勾结,在分派运粮任务时,常常欺压普通船民。他们强令船民超载运输,克扣运费,甚至故意刁难,索取“通关费”“验粮费”等名目繁多的贿赂。张翰得知这些情况后,先是秘密查访,掌握了确凿的证据,然后果断出手。他严令废除所有不合法的收费名目,将漕运的规章、运费标准、任务分派原则公之于众,刻在石碑上,立于码头,让百姓知晓,让奸吏无从下手。
更为关键的是,他改革了漕运的分派制度。他根据船只的大小、船民的实际情况,公平合理地分派任务,并建立了轮换制度,避免了苦乐不均的现象。他还向上级申请,调拨专款,在码头设立“憩息所”,供等候任务的船民歇脚避雨,并提供廉价的饮食。这些举措,极大地减轻了船民的负担,保障了他们的生计。一时间,码头风气为之一新。
教化民众
移风易俗兴文教
张翰深知,为官一方,不仅要“富民”,更要“教民”。大冶虽地处要冲,但民风剽悍,诉讼不断,乡间甚至存在一些落后的风俗。张翰决心从教育入手,改变这种状况。
他大力兴办乡学,鼓励百姓送子读书。针对贫困家庭,他设立“助学基金”,用自己节省下来的俸禄和部分官府的罚没款,资助那些聪慧却无钱上学的孩子。他常常抽空亲自到乡学里,为学子们讲经论史,教导他们做人的道理。他讲解《论语》《孟子》,将“仁者爱人”“民为贵,社稷次之”的思想,融入浅显易懂的故事中。
在大冶为官的岁月,是张翰实践儒家“修齐治平”理想的宝贵经历。他清正廉洁,体恤民情,以务实的态度解决民生难题。年届古稀之时,他深感精力不济,更向往那宁静的田园生活,于是致仕,带着一生的学识与清誉,回到了他早已视为故乡的福建宁德。
张翰为何会迁居宁德?史料记载,他在成年后便已迁居至此,成为张氏迁宁德的始迁祖。
在他青年时期,曾教授儒学,门下才俊辈出,其中最杰出的当属高足高颐和余复。
高颐,字元龄,号拙斋,是宁德本地人。他天资聪颖,早年便师从张翰。张翰非常欣赏高颐的沉稳好学,对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张翰的悉心教导下,高颐不仅博览群书,精通经史,更深刻理解了老师“为官先做人”的教诲。他“明经修行”,学识渊博,在家乡讲学时,门生就多达千人,声名远播,成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
庆元五年(1199),高颐高中进士,被派往湖南永州东安县任知县。他谨记师恩,以老师为榜样,为官清廉,治理有方。他兴修水利,减轻赋税,平反冤狱,深受百姓爱戴,享有“循吏”的美名。他在政务之余,笔耕不辍,一生著述颇丰,著有《鸡窗丛览》一百五十卷、《诗集传解》三十卷等,虽然后世已散佚,但他“学以致用,泽被苍生”的精神,正是张翰教育理念的完美体现。
状元余复的故事,则更为传奇。他出生于宁德城关何家,其身世颇为曲折。其母原为罗源余家媳妇,后改嫁到宁德何家,当时已有身孕,因此余复实际上是罗源余氏的遗腹子。他自幼聪慧过人,诗才杰出。在张翰的悉心栽培下,他的学问日益精进。
张翰对于这位身世特殊的学生,给予了更多的关怀与鼓励。他不仅教授他知识,更引导他正确看待自己的出身,教导他以才华和德行立世,而非以出身论英雄。在张翰的引导下,余复心胸开阔,志存高远。
宋绍熙元年(1190),余复赴京参加殿试。在皇帝面前,他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其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见解,令宋光宗大为赞赏。光宗皇帝当场赋诗赞曰:“临轩策士岂徒然,嗣守丕基务得贤。尔吐忠言掳素蕴,我糜好爵副祥延……赐宴琼林修故事,朕心期待见诗篇。”余复也当即赋诗谢恩,君臣唱和,一时传为佳话。余复一举夺魁,成为状元。
余复中状元回乡谒祖时,还发生了一段佳话。罗源的余氏族人闻讯赶来,在宁德何家门前认亲,说:“何家状元是余家生的。”而宁德何家的人则智慧地回应:“非也,应是何家状元是余家的甥。”一个“生”字,一个“甥”字,巧妙地化解了争执,最终他改姓为“余”,名“复”,意为恢复余氏血脉。这段公案,不仅没有影响他的名声,反而更增添了他传奇人生的色彩。余复的成就,无疑是对张翰为师者最大的慰藉与回报。
张翰一生,不仅政声卓著,其学问亦为世人所重。他曾著有《观过录》三十二卷,可惜现已散佚,只有一篇《邑泮宫记》留存下来,记录了他对地方教育的见解与期望。他去世后,安葬在宁德濂坑后垅山下,其下即北桥塘之前,至今尚有石坊留存。
清代道光版《新修罗源县志》担任采访的生员薛锡熊在其所著的《采访余》中记载:“张瀚,字文卿,少师翮之弟,登乾道丙戌(1166)进士,《新志》入《文苑列传》。尝阅仁和陈芳生《先忧集》,有瀚上《淮凤垦田疏》……”他错误地将明代余杭仁和张瀚当作宋代罗源后张的张翰,这是不可取的。
《福州晚报》(2026年4月19日 A07版 闽海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