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寒山　

　　循吏，即古代守法循理、勤政爱民的官员，如宋之包拯、明之海瑞、清之于成龙，他们皆以清正廉明、务实担当而名垂青史。260多年前的福州知府李拔，也是这样一位深得民心的循吏，其治政理念与实践，至今仍闪耀着跨越时空的智慧光芒。

　　李拔（1713—1776），四川犍为县人，进士出身。他从基层起步，累官至湖北荆宜施道道台。李拔一生为官勤于思考，勇于任事，清正廉洁，担当尽责。他曾以榕树自勉：“在一邑则荫一邑，在一郡则荫一郡，在天下则荫天下。”他的为政之德备受赞誉。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四月，李拔从福宁调任福州知府。

　　福州乃东南都会，三山叠峙，二水环流，商贾云集，货殖充盈。然而李拔到任时，府署倾圮已久，衙门破败，形制不整。他当即呈文请修，却未获批准。经费无着，李拔便带头捐出俸银，量力而修。他在照墙题写“南天冠冕”，在大堂悬挂“天理国法人情”匾额，二堂之后又设冰鉴堂，作《冰鉴堂跋》以自警：“为官者主政一方，要以冰雪为心。”冰鉴堂西侧有三间小屋，他题名“师俭”，并作《俭箴》刻于墙上，认为“俭以养德”，为官者俸禄有限，若锦衣玉食，势必另谋财路，终难守官箴。后堂有一棵古榕，枝杈纵横如华盖，李拔作《榕荫堂跋》：“榕树虽不材，犹能荫十亩之地，何况为官者，在一邑则当荫一邑，在一郡则当荫一郡。”这些匾额、题跋、铭文，既是李拔的自勉，也是他为官治政的理念写照。

　　李拔在福州最用力推行的是教民蚕桑。福建温暖湿润，本宜种桑养蚕，但当地人从未从中得利，偶有尝试者亦因不得法而放弃。李拔考诸典籍，认为蚕性喜温，福建与江浙土壤相接，没有不宜的道理。他亲自撰写《蚕桑说》，详细说明压桑、子桑、花桑的种植方法，以及养蚕、缫丝的全部工序，分发十县指导百姓。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四月，福州百姓养蚕大获丰收，得丝数千斤，人人织布，皆有衣穿。福建巡抚将他的方法印发各府，令各地学习。

　　除了蚕桑，李拔还劝民种植棉花。福建棉花多购自江浙一带，海运价高，百姓寸丝尺布皆需外购。有人说福建土地不宜种棉，李拔不信，先在福宁试种成功，到福州后他又多次试种，皆获丰收。他认为不种棉花不是土地之过，而是人之过，便作文说明种植方法，推广开来。他又见境内山上树木未长成即被砍伐，层层山峦空长茅草，十分痛惜，便作《种树说》，令各县趁春劝民种树，夏禁砍伐。松、杉可为建材，桐可榨油，茶可制茗，竹可成笋伐竿，皆能获利。他还要求在各交通要道两旁分界种植路树，为行人遮阴。李拔说，百姓往往只顾眼前，挨饿了才想起种谷，口渴了才想起挖井，为政者不能目光短浅，必须为长远谋划。

　　粮食问题关乎民生。李拔到任后着手整顿常平仓。福州仓储稻谷因天气潮湿易霉变，旧例二十年不交易，陈谷堆积朽坏。他改革仓储制度，改运米为运谷，先粜陈谷后纳新粮，使仓谷源源更换。他还主持修理常丰仓，换柱筑墙，疏通沟渠，费银二千八百余两，一年完工。针对粮荒，李拔上书奏请扩大玉米种植，认为玉米“但得薄土即可播种”，半熟可采，能济青黄不接，且耐贮藏，比甘薯更优。在他的推行下，福州十邑种苞谷成效显著，百姓食困得以缓解。

　　福建素有“海滨邹鲁”之称，但停棺不葬的陋俗盛行。李拔初入闽时不敢相信，亲见后大为震动。停棺不葬自南宋流行以来愈演愈烈，有的家庭数代棺材并列一堂，有的弃置山野，棺朽骨散，污染水源，引发疫情。李拔早在福宁任职时就曾募捐买地，助贫安葬，并制定《禁民停棺不葬教》。到福州后，他继续推行移风易俗，限期催促整改，家境富足者勒令安葬，贫寒无力和无主棺材由官府出资置义冢埋葬。新政实施后，共收葬棺柩818口、骸罐1364个，地方风气为之一振。他还禁止了一些民间陋俗，并惩治强索酒食的恶丐和霸占田地的墓山佃，社会秩序渐趋安定。

　　李拔每到一地必重文教。他命十县增修学舍，修复了罗源县荒废已久的罗川书院，又主持重修闽清县的钟山书院，亲自题写门匾并作记。为解决各县义学经费，他作《饬兴十县义学膏火教》，要求没有义学的县要设法建立，无膏火的县要多方筹措，实在不行就由官员捐出廉俸，必须办成。这里的“膏火”原指照明用的油脂与火苗，后引申为夜间求学的灯火费用，亦指书院、学堂中的教育津贴。他还作《劝学箴》勉励学子，不为私心杂念所扰，心静如水，方能学有所成。

　　李拔在福州知府任上还兼理海防。他巡视海疆要冲后，对福建沿海各汛地的防务一一分析，特别指出台湾岛绵亘千里，不仅是闽浙门户，更是中国东南半壁的藩篱，守大陆必守台湾。这些见解既来自他对历史上海防战事的深入研究，也来自他亲历各地的实地考察。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李拔因母亲病逝而丁忧离任。李拔在福州前后不到三年，他修缮公署、教养蚕桑、广开利源、平粜安民、整饬陋俗、振兴文教、巩固海防，诸事并举，备著劳勤。古称“循吏”者，奉职循理，亦足以治，李拔当之无愧。

　　《福州晚报》（2026年5月14日 A06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