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秀杰

　　康熙六十一年（1722）正月，罗源乡下一户农家添了一个男丁。乡里老人说，他出生前后，他家后山常有虎啸，一声一声，从山坳里传过来，震得屋瓦隐隐作响。大家都讲这孩子将来不是等闲之辈。

　　张家世代务农，守着几亩山田。张继勋打小就在地里干活，山上的风，田里的泥，是他最早认得的东西。别的孩子贪玩，他不吭声，力气也大，十几岁就能舞弄石锤，百十斤的重物举过头顶，脸不红气不喘。

　　旧时罗源一带，乡间尚武，农闲时男子多习拳脚，强身自卫，代代相传。张继勋12岁那年跟着村里长辈开始练，扎马步，打沙袋，一招一式，从不偷懒。白天干活，晚上练武，一天都不落下。山野里没有别的出路，他只认准一个理：一身本事，才是自己的靠山。

　　日子本来就这么过着。农忙种田，农闲帮人挑担，从罗源挑到福州，来回一趟挣几个铜板。可命运这东西，由不得人打算。

　　15岁那年，他听说闽安镇水师招募新兵。闽安镇是福州海防要地，驻有水师营汛，常年招罗源、连江一带的子弟。张继勋动了心思——在家种田，一辈子也就是个庄稼汉；投了水师，说不定能闯出点名堂。他辞了父母，去了闽安镇，投了水师。

　　军营里的日子苦，可他底子好，功夫硬，就是不识字。他心里十分清楚，武艺再强，上了船连军令都看不懂，那就是个睁眼瞎。军营里有个落难的读书人，他帮了人家，人家感激，教他认字。从《三字经》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白天操练，晚上读书，几年下来，竟也粗通文墨。人还是那个人，可已不是一介莽夫了。

　　他没有同乡提携，没有祖荫可沾，每一级台阶，都是用命换来的。从把总做起，千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一步一步，水里来，浪里去，剿匪护商，巡洋缉盗，从不含糊。上司看在眼里，同袍也服气。

　　乾隆二十九年（1764），福建海坛镇总兵陈汝捷染了风疾，他自己上疏，说想回老家养病去。海坛镇在平潭岛上，风大浪急，是闽海第一道门户。总兵的人选不能马虎。朝廷挑来挑去，下旨让张继勋补这个缺，正二品。那年他42岁。

　　海岛上风沙大，地也贫，驻军苦，百姓更苦。最要命的是淡水稀缺。张继勋到了岛上，练兵之外，就带着军民找水源、挖井。他亲自选定井位，拿锄头挖了第一铲。一口井挖出来，水是咸的。换一个地方再挖，还是咸的。他不死心，请来老农问，翻遍岛上的洼地，终于在一处山脚下挖出了甜水。那口井，岛上人用了几十年。他还想起小时候在老家种过树，就依样画葫芦，带着军民在岛上栽树。他亲手种，别人也跟着种。树挡了风，根固了沙，井里的水也不那么快干了。几年下来，风沙小了，岛上有了绿意，烟火气也上来了。

　　此后，他调任浙江瑞安协副将，从二品。虽从总兵降为副将，他并无怨言，依旧勤勉履职。

　　乾隆四十三年（1778），温州镇总兵孟兆熊要进京面圣，把镇里的事务交给他代理。闽浙总督钟音办这事拖拖拉拉，人走了好一阵，奏报才到京城。乾隆皇帝发了火，在奏折上批了一顿，说钟音办事迟缓，“殊不可解”。对于临时署理镇务的张继勋，皇帝没说什么——他没有出错。

　　乾隆四十五年（1780），朝廷调整海防，台湾镇总兵董果与张继勋互调。台湾孤悬海外，大陆来的移民和当地“生番”（少数民族）杂处，管理困难。那年十一月，他到了台湾，正式接任台湾镇挂印总兵。挂印总兵，和一般的总兵不一样——挂了印，就有专达之权，遇事可以自行处置，不必事事请示。朝廷把这样一方的兵权交给他，是对他能力的认可。那年他58岁。

　　在台湾，他事必躬亲。南北二路的营汛，他亲自去查；大小番社，他亲自去走。军械要查，操练要看，官兵射箭打靶，他站在旁边盯着。干得好的赏，不行的罚。朝廷派御史大臣来巡察，检阅水陆官兵，看了阵型，看了射箭，很满意，当场赏了银子。

　　他写过一道奏疏，里头有几句话：“惟有勤勉驾驭，时时警惕，事事实力。一切营伍无不身亲整饬，严谕将弁按期操练，勤加练习，务臻精纯，庶海疆要地稍有裨益。”句句是实在话。

　　他还惦记番社里的孩子，没有书读，没有学上。他去查看的时候，给番童学校分赏银两、布匹、纸笔。番童开始读书了，他心里高兴。他在奏疏里写：“所到地方宁谧，各处民番深沐圣化。”他是真的想把台湾治理好。

　　求得安稳不容易。“生番”和移民的习俗不同，日子久了，难免有摩擦。有些移民欺负番人，占了便宜，番人心里憋着气。乾隆四十七年（1782），终于出了事——“生番”杀了一个大陆来的移民。

　　作为总兵，守土有责。朝廷追责下来，他被降了一级。乾隆皇帝发了话：着发往广东，以水师副将补用。从正二品总兵，一下子变成候补副将。换个人，怕是要消沉一阵子，他没有。他去了广东，等着空缺，等着朝廷的调令。等的时候也没闲着——海防的典籍，过去的战例，营伍的利弊，一样一样过脑子。

　　候补的日子没过太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广东澄海协副将病故，缺出位来。两广总督和广东提督商量，谁来补这个缺？挑来挑去，挑中了张继勋。理由几条：福建人，懂水师，在浙江、台湾都干过，熟谙外海情形，营务也通。人地相宜。兵部尚书刘墉领衔办了这事。乾隆四十九年（1784）二月，旨意下来：张继勋补授广东澄海协副将。

　　到了澄海，他从严治军，严查海汛，海盗少了，百姓安生了。张继勋把几十年攒下的海防经验，全用在了这里。

　　几年后，他又升了。广东高廉雷罗镇总兵，那年他63岁。

　　乾隆五十五年（1790），他在广东任上走了，69岁。他从15岁投军，到69岁死在任上，整整54年。那个十几岁离开家乡的少年，再也没能回来。他是水师的人，死在广东任上，就是死在路上。按罗源旧俗来说，就是客死他乡。他守护半生的海、驰骋半生的船，驻守了一辈子的岛礁，于他而言，到底算不算异乡？一个“客”字，也许说尽了他的一生，也许没有。

　　如今去查史料，《清实录》里几处提到他，台湾的县志里有他的名字，兵部的题本里密密麻麻的公文，翻过去，都是他。他留下的奏疏，有好几篇，说的都是营伍、海防、番社、番童。字写得不好看，话也说得很平，没有一句漂亮的。可就是这些平话，让人看见一个人——一个从山野里出来的人，识了字，当了官，打了仗，升了职，降了级，又升起来。在岛上挖过井、种过树，在台湾给番童发过纸笔。一辈子没闲着。

　　他不是那种被写进《三国演义》里的名将。他没有一箭退敌的传说，没有单枪匹马的传奇。但他做到了一个军人最难做到的事：守了几十年海疆，半生沉浮，却从来没被人说过“不称职”。他的每一次升迁，不是因为谁提拔他，是因为那个缺，才需要他这样的人。

　　他出生在罗源，至于是哪个村哪条巷，史料没写。他15岁离开，就再也没回来。家乡的山还绿着，溪水还在流。后山早已没了当年震天的虎啸，只剩一山的林木在轻风里响着。

　　《福州晚报》（2026年6月28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