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建平

　　福州鳌峰坊的夏日，融合了古厝的静谧、夏花的绚烂与市中心街区的烟火气。400多年前，这里有一座藏书楼，每当花瓣簌簌落在书窗上，主人便会说：“这是书的胭脂，是文脉的颜色。”这座楼叫红雨楼，它的主人是明末福建藏书第一人——徐（火勃）。他以7万余卷藏书为闽中文脉筑就堡垒，更以“传布为藏”的胸襟，让书香穿透了历史的尘烟。

　　（一）

　　徐（火勃）（1563—1639），字惟起，号兴公，闽县（今福州城区）人。他生于书香世家，父亲徐（木昂）曾任永宁令，为官清廉，嗜书如命，其所建的红雨楼因四周有桃林而得名。受父熏陶，徐（火勃）与兄长徐熥自幼便将书籍视作生命。明万历年间，徐（火勃）放弃科举仕途，坦言“人生之乐，莫过闭户读书”，从此以搜书、藏书、校书为毕生事业。

　　红雨楼丰富的藏书并非全部来自祖产，其中很多都是徐（火勃）踏遍山河搜寻而来的，是他一生的心血结晶。从万历壬辰到辛丑年间（大约1592年到1601年），他三次漫游江浙，两次南游广东，每到一处便“遇书即购，无钱则抄”。在苏州书肆，他为得到一部宋刻《李长吉文集》，将随身玉佩典当；在杭州西湖，他借居寺庙三个月，手抄完孤本《咸淳临安志》。有一次，他在病中，听闻门外有人叫卖《丁鹤年诗》，便决定用自己买药的钱购买这本书。读罢，他“顿觉心旷神怡，倏然病已”。他对书的感情是如此痴绝。红雨楼的藏书数量，从最初他父亲留下的数千卷，增至7万余卷，其中宋元秘本、明人诗集、戏曲脚本不计其数，远超当时名噪天下的宁波天一阁。

　　当时，许多藏书家对于自家藏书“秘不示人”，而徐（火勃）则提出“传布为藏”的独特理念。他在《笔精·聚书十难》中写道：“贤哲著述，以俟知者。其人以借书来，是与书相知也；与书相知者，则亦与吾相知矣，何可不借？”凡前去求书者，无论寒儒布衣还是名士高官，他都设几供茶，从容借阅。学者钱谦益曾专程来到福州，在红雨楼抄书月余，感叹“兴公藏书，非为私守，实为天下守”。冯梦龙编纂《警世通言》时，不少宋元话本素材便取自此处。这种开放精神，让红雨楼成为明末闽中的文化枢纽，“芝社”诗友在此雅集，修志学者在此考据，连海外传教士也慕名前去借阅西学典籍。

　　徐（火勃）的历史贡献，更在于他对书籍的校勘与相关著述。他深知“书无校勘，犹人无眸子”，他每得一书必反复核对，丹铅满卷。经他校订的《荔枝谱》，增补百余种品种，与宋代蔡襄著作并称“闽中双璧”。他为《闽中海错疏》作跋，纠正前人对海洋生物的诸多谬误，被后世誉为“海洋博物学先驱”。最可贵的是他编纂的《红雨楼书目》，四卷篇幅收录5.3万余卷典籍，其中有140种元明戏曲著录，成为研究福建戏曲史的孤证；“明诗选”的部分加注了作者生平，成为今人研究明代文学的重要资料。潘景郑评价此书“虽不逮《千顷堂书目》之富，以之互勘，当得补苴什一也”，这就是其学术价值的写照。

　　（二）

　　徐（火勃）还摸索出一套保护书籍的科学方法：多雨季节时“日曝通风，纸墨干爽”；秋冬季节时“置樟脑于函，防蠹避湿”；还要定期翻阅书籍，“手泽润纸，亦能延书之寿”。他还在红雨楼旁建“宛羽楼”“绿玉斋”等分馆，按经史子集分类存藏，这种分区管理模式在当时极为先进。

　　然而，命运弄人，徐（火勃）晚年因从子不肖，家产荡尽，他不得不“糊口四方”，靠修撰《雪峰志》《鼓山志》维持生计。明崇祯十二年（1639），79岁的他客死江苏常熟，临终前仍嘱托儿子“书可散，不可毁，必付知音”。

　　红雨楼藏书的散佚，成为闽中文脉的一大憾事。但徐（火勃）的文化基因并未消散。他的《红雨楼题跋》经后人辑录传世，224篇题跋考索精核，被缪荃孙“奉为导师”；散出的典籍中，《徐氏家藏书目》流入清宫，《闽画记》被上海图书馆珍藏，福建省图书馆至今仍存数十部盖有“晋安徐兴公家藏”印章的善本。更重要的是，他“传布为藏”的理念影响深远，清代陈宝琛将毕生藏书捐赠公共图书馆，近代郑振铎抢救古籍的壮举，都可见其精神传承。

　　如今，福州鳌峰坊的那座藏书楼早已湮没，但是在这个复建的文化街区里，“徐兴公藏书处”的匾额仍引人注目。往来行人或许不知，这位明末布衣曾用一己之力，为福建守护住一座文化宝库。他的故事印证着：真正的藏书家从不是书籍的主人，而是文明的摆渡人。当那些经他手校勘、流传的典籍在现代图书馆中被学者翻阅时，当年落在书窗上的桃花“红雨”，便化作了滋养文脉的春雨，生生不息。

　　徐（火勃）曾在《题绿玉斋》中写道：“平身无长物，满壁琴书。”这朴素的句子，恰是他一生的注脚。在功利喧嚣的明末，他以书为舟，在历史长河中载运文明火种；他的红雨楼，早已超越一座藏书楼的意义，成为福建文人“以文化人”的精神图腾，让“海滨邹鲁”的书香，穿越400年风雨，依然芬芳。

　　《福州晚报》（2026年6月30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