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宏宇

《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内容（图源：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微信公众号）。

　　清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公元1839年1月8日），朔风凛冽，钦差大臣林则徐即将启程前往广州禁烟。就在此时，一道特殊的传牌从京城发出，快马加鞭送往沿途各州县驿站。

　　传牌，是古代官员出行时通报沿途的公文，是经由驿站传递的文书，一般是上级发给下级的下行文书。林则徐这道传牌的内容，让不少地方官吏瞪大了眼睛：“……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便饭，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在这道传牌中，他为了打消下级官员的顾虑，再三叮嘱“此非客气，切勿故违”。结尾处，他还写下“言出法随”之语，表明了他说到做到的决心。这意味着，林则徐这一路下去，不吃请、不收礼、不搞特殊化。他命令各州县，不得因为他的到来而兴师动众，更不准借机向老百姓搞“摊派”。

　　这道传牌的发出，犹如一声惊雷，在暮气沉沉的晚清官场炸响了。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鲁迅先生的感叹：“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林则徐，正是这样的脊梁。

　　林则徐的仕途，起步得并不顺遂。他的父亲林宾日是个穷秀才，以教书为生。母亲陈氏靠做纸花贴补家用。家境的清贫，让他从小就深知民间疾苦。清嘉庆十六年（1811），林则徐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这一年，他26岁。他从翰林院庶吉士做起，历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直至总督、钦差大臣。无论官居何职，他始终保持着那份近乎严苛的自律。

　　他曾自撰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副对联后来被广为传颂，正是他一生为官的真实写照。林则徐深知，官场之上，欲壑难填。“无欲”并非不作为，而是不为私利所动，不为物欲所惑。唯有如此，方能刚正不阿，方能担当大任。

　　传牌发出后，林则徐启程南下。这一路，他没有前呼后拥的排场，只有简简单单的车马。每到一个驿站，他和随从都与驿卒同食，不另设小灶。有些地方官抱着侥幸心理，想要讨好这位权势熏天的钦差大臣，备下厚礼，设下宴席。但看到传牌上的严词厉语，再看到林则徐那一身正气，谁也不敢造次。

　　林则徐的以身作则，不仅仅体现在为官之道上，更渗透进他的家风传承中。他给儿子林汝舟的信中说：“吾儿年方三十，侥幸成名，切不可自满，宜常守‘勤’‘敬’二字。”他还严厉告诫：“不许在外应酬，干预公事。”在他看来，官宦子弟更应谦虚谨慎，不可骄纵跋扈。这种严于律己、严于治家的风范，使得林氏家风成为后世楷模。

　　林则徐的传牌，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时代的病态与荒唐。他深知，“州县之接待差使，无一不取之于民，差使到境，供应之繁，扰累之甚，有不忍言者。”这说明，在当时，每一次官员出行，都是一次对百姓的盘剥。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林则徐决心从自己做起，革除积弊。他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只要有人带头，就能产生涟漪效应。果然，他这道传牌在朝野上下引起震动。有人惊讶，有人敬佩，也有人不以为意。就连后来的曾国藩，也深受林则徐的影响。曾国藩在《家书》中多次提及林则徐的清廉，并将其树为榜样。左宗棠更是直接效仿林则徐的做法，在担任陕甘总督时，每到一处都严令禁止铺张浪费。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欧阳修的这句名言，在林则徐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他一生操劳，从未享受过安逸。在江苏巡抚任上，他亲自督办水利，经常与民工同吃同住。在湖广总督任上，他实施禁烟，雷厉风行，不畏权势，不惧威胁。被流放新疆伊犁的时候，他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却不曾有半点怨言。即便身处逆境，他依然心系国家。在新疆三年，他踏勘南疆，兴修水利，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传播到边疆。这道传牌所体现的，正是林则徐一生为官的真实写照：清正廉明，躬行实践。他不是把道德挂在嘴上，而是用行动践行自己的信念。

　　在任何时代，清正廉洁都是一种可贵的品质。它无关制度，无关时代，而关乎一个人的内心操守。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感叹道：“贿随权集，权在宦官则贿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在大臣。”道出了权力与腐败的共生关系。但林则徐用一生证明，即便是在最黑暗的年代，依然有人能够守住本心，保持清醒。

　　林则徐的传牌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廉洁文化的重要符号。一个人能否被后人铭记，不在于官阶高低，而在于是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在于坐拥多少财富，而在于是否守住最初的本心。这道传牌看似只是一纸普通公文，实则承载着古代士大夫的道德理想，挺起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

　　《福州晚报》（2026年6月30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