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煜琴

“井门月爿坝”青石碑（资料图）。张端彬供图

　　在福州近代文史人物谱系中，林则徐、严复、林觉民等先贤声名卓著，为世人熟知，而诸多深耕乡梓、务实济世、留存珍贵地方史料的本土乡贤，却长期“隐匿”于方志边角与民间记载之中，长乐籍乡贤吴鼎芬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吴鼎芬不仅是一位实干型廉吏，更是一位教育先驱，还是文物的关键保护者和抗战史料的记录者。

　　吴鼎芬（1870—1956），字洁诚，福州长乐古槐镇感恩村人，晚清优贡，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一生贯穿文教革新、地方吏治、文物保护、抗战实录四大领域。不同于近代闽地奔走朝野、声名显赫的名流，吴鼎芬终生扎根福州本土，以书生之身行济世之事：清末兴学启民智，民国时代治县安乡邻，乱世之中守护文物古迹，抗战时期冒死录寇罪，晚年以耄耋之躯履职参政、守望闽都文脉。其生平实绩散见于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长乐地方府志、民国碑刻文献与近代抗战史料，事迹确凿可考、细节翔实饱满，却极少被主流文史叙事收录，是福州近代史上兼具实干功绩与史料留存价值的冷门实干型乡贤。其一生行迹，完整映照出近代闽地基层士人坚守风骨、守护乡土的家国底色。

　　闽地新式教育的早期开拓者

　　晚清末年，清廷积弊深重，国力衰微，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核心命题，国内新式教育思潮蓬勃兴起。彼时福州作为东南文教重镇，虽文风昌盛，但新式学堂整体稀缺，尤其在商贸繁盛、人口稠密的台江片区，平民子弟难以接触新式正规教育，传统私塾教学内容陈旧、覆盖面狭窄，底层民众启蒙无门。出身书香门第、深谙教育救国之道的吴鼎芬，目睹乡土文教滞后、民智闭塞的现状，毅然舍弃旧式文人空谈义理的习气，投身新式教育革新实践，成为福州最早一批探索民间兴学的士人。

　　清光绪年间，吴鼎芬在福州鼓楼石井巷牵头组建开智学会，集结一众有志革新的闽地士子，研讨新学、传播新知，摒弃旧式科举陈腐学说，倡导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致力于开启民智、改良乡土风气，学会深耕新式讲学与教育实践。吴鼎芬留意到商贸繁盛、人口稠密的台江片区新式正规学堂稀缺，平民子弟求学无路，遂多方奔走，向上级学务部门陈情办学规划，申请利用台江南禅寺闲置场地兴办新式学堂。经官府核准，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开智学堂正式创办，即为今福州第十四中学的前身。办学期间，吴鼎芬带头捐资、筹措经费、规整校舍、延聘师资、订立新式学制，为学堂奠定了规范的近代教育基础。

　　学堂创办之初，吴鼎芬全程统筹办学事务，严格规范教学管理，引入中西兼修的新式课程，兼顾国学根基与近代科学新知，打破传统私塾单一陈旧的授课模式。光绪三十三年（1907），吴鼎芬接任开智学堂校长，长期担任校董，持续推动学堂规范化发展。学堂秉持务实兴学、开化民智的理念，专注平民基础教育与新式思想传播，学风开明、治学扎实，是清末福州民间新式教育的重要阵地。

　　除深耕新式教育外，吴鼎芬还积极参与清末地方革新事务。武昌起义爆发后，反清革命浪潮席卷全国，福州志士积极响应。吴鼎芬以学界骨干身份动员师生维护地方秩序、稳定城内治安，配合福州光复进程。福州光复后，福州学界组建学生北伐队，他主动承担文牍处理、粮草筹调等后勤保障工作，以文教之士的责任担当助力地方变革，是晚清福州民间兴学与社会革新的实干代表。

　　勤政惠民的长乐地方良吏

　　民国肇建之后，时局动荡、军阀割据，福建地方吏治混乱、民生凋敝，县域治理乱象丛生。吴鼎芬品性刚正、熟稔乡土民情、务实清廉，先后于1920年、1929年两度出任长乐县县长。身处乱世官场，他摒弃彼时官吏怠政贪腐的积弊，以勤政惠民、务实兴乡为核心准则，聚焦农田水利、基层文教、地方治安、乡风整治四大民生要务，扎根县域深耕治理，切实改善长乐乡土民生，留下扎实的治政口碑。

　　农耕水利是县域民生根基，民国初年长乐多数乡村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河道淤塞、堤坝坍塌问题突出，汛期洪涝频发、旱季农田缺水，严重制约农业生产。吴鼎芬到任后，遍历各乡实地勘察水利现状，摸排隐患、统筹修缮。民国十八年（1929）秋冬，他主导启动古槐镇井门村月爿坝修缮工程，至民国十九年（1930）春竣工，完工后立“井门月爿坝”青石碑记录修缮始末。该碑现存于长乐古槐镇，高1.9米、宽0.59米，碑文完整记载工程沿革与利民功用，是民国福州乡村水利建设难得的实物遗存，直观佐证了吴鼎芬重农惠民、务实理政的施政特点。

　　在地方治理层面，吴鼎芬着力整治县域乱象、安定乡土秩序。彼时长乐乡间宗族林立、派系繁杂，民间械斗频发、乡俗积弊深重，官府屡禁不止，严重扰乱民生、破坏乡土安定。吴鼎芬到任后，深入乡间调解宗族矛盾、严明乡规民约，严惩聚众械斗、恃强凌弱的乱象，柔性化解宗族积怨，有效遏制了乡间斗殴频发的混乱局面。同时，他持续延续兴教初心，在县域内推广新式学堂、修缮乡村私塾，减免贫寒学子学费，普及基础教育，改变乡土愚昧风气，让新式文教理念深入乡村基层。

　　两度主政长乐期间，吴鼎芬始终清廉自持、体恤百姓，严禁官吏私设捐税、盘剥乡民，安抚流离灾民、扶持农耕生产，多措并举稳定县域民生。在民国多数州县吏治废弛、民生困顿的大环境下，吴鼎芬的务实治理有效扭转了长乐乱象、安定了乡土社会，是民国福州基层官吏中实干惠民的典型人物。

　　闽地早期文物保护的先行者

　　近代百年战乱频仍，福州诸多千年古迹、碑刻文物或毁于战火，或湮没荒草、遭人损毁流失，闽地文脉传承遭遇严峻危机。在近代文物保护意识尚未普及、官方保护体系缺失的年代，吴鼎芬以乡土士人、地方官员的自觉，主动承担起闽地古迹文物保护的重任，成为福州近代最早一批自发守护地方文脉的先行者，诸多珍贵文物因他的及时保护得以传世至今。

　　其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文物保护实绩，便是保全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此碑立于明永乐年间，详细记载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完整史实，是国内现存记述郑和下西洋最完整、最权威的明代碑刻，为海上丝绸之路核心珍贵文物。明代之后，南山天妃行宫年久坍塌，石碑深埋荒土、无人知晓，一度濒临湮没。1930年，长乐当地农民在南山天妃行宫遗址挖土时偶然发现此碑，时任长乐县长的吴鼎芬深知此碑的历史价值与文物意义，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妥善保护，将石碑迁移至长乐县署“思善斋”侧妥善安放，避免其继续遭受风雨侵蚀、人为损毁。

　　在民国战乱动荡、文物无人管护的时代，吴鼎芬及时抢救保护，让这件国宝级文物得以完整留存，为后世研究郑和下西洋、明代海上贸易、闽地海丝文化留存了无可替代的实物依据。后世文史考证明确，若无吴鼎芬当年的主动保护，此碑大概率会湮没损毁、永久失传，其护碑之功，是闽地文脉传承史上的重要功绩。除此之外，吴鼎芬在任期间，注重排查、修缮县域古寺、古碑、古桥等乡土古迹，登记地方文物遗存，劝导乡民爱惜古物、杜绝私自损毁倒卖，以一己之力守护长乐千年文脉，为当代福州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早期基础。

　　留存闽地抗战的民间信史

　　1941年，福州第一次沦陷，彼时吴鼎芬已是71岁高龄，垂暮之年身陷乱世，历经家国破碎、民生流离的惨痛境遇。面对日军肆虐、山河沦陷、百姓惨遭屠戮的惨状，目睹官方史料断档、日寇恶行无人翔实记录的困境，吴鼎芬不顾年迈体弱、不惧日寇刺刀威胁，毅然以一介布衣老儒的身份，奔走城乡、实地探访，耗时135天，写下《百卅五日陷城日记》，被后世誉为“福州版拉贝日记”。这是研究福州沦陷史、日军闽地侵华罪行的第一手民间权威史料。

　　沦陷期间，福州全城人心惶惶、秩序崩坏，日军四处烧杀劫掠、侵扰平民，汉奸附庸作恶乡里，民间疾苦空前深重。彼时吴鼎芬已年逾七旬，家中生计困顿、物资匮乏，日常只能粗粥果腹，在乱世之中艰难度日。面对日伪政权的拉拢与利诱，他坚守民族气节，始终拒任伪职，保全读书人忠贞报国的底线，在乱世中守住士人风骨。

　　在极端危险与困苦的境遇下，吴鼎芬每日徒步奔走于福州南门兜、西门、凤岗里等各处街巷，不惧烈日风雨、不畏日寇盘查，全程实地走访、见闻必录，行程逾千里，翔实记录日军在福州的各类暴行。其日记所载内容均有明确时间、具体地点、真实人物，既有亲眼目睹的惨烈场景，也有乡民亲历的真实遭遇，真实还原了福州沦陷期间的人间惨剧。其中详细记载了日军捆绑虐待平民、肆意屠戮百姓、入室劫掠施暴、残害无辜乡民的诸多罪行，也如实留存了闽地民众不甘屈辱、自发抗争、坚守家园的不屈气节，客观揭露了日寇的残暴本质，为后世留存了珍贵的民间抗战记忆。

　　不同于官方抗战史料的宏观叙事，《百卅五日陷城日记》以微观视角、平民立场，细致描摹了沦陷时期福州的社会百态、民间疾苦与民众抗争，细节真实、情感真挚、立场客观，填补了福州第一次沦陷史民间史料的空白，成为后世研究福建抗战史、日军东南侵华罪行、近代福州社会民生史无可替代的珍贵文献。1949年福州解放后，晚年的吴鼎芬依旧心系乡土文脉与地方建设，积极参与地方文教与公益事业，1955年受聘担任福州市第一届政协委员，持续为福州文脉保护、乡土发展建言献策，直至1956年安然辞世，以一生坚守诠释了闽地乡贤的家国担当。

　　纵观吴鼎芬一生，半生兴教启智、勤政惠民，半生守护文脉、秉笔直书，无高官厚禄、无传世巨著，却以一介基层士人、乡土贤达的身份，在时代洪流中坚守本心、实干济世。他清末兴学为闽地播撒新学火种，民国时期治县造福一方百姓，乱世中守护珍贵文物，抗战中实录定格民族苦难与风骨。相较于诸多名载史册的闽地先贤，吴鼎芬的功绩“隐匿”于乡土民间、碑刻文献与私人日记之中，却实打实滋养了闽都文脉、守护了乡土民生、留存了民族信史。这位福州乡贤，用一生的实干与坚守，诠释了近代闽地士人“修身、济世、守文、报国”的初心，是福州近代文史谱系中值得被重新发掘、铭记的重要人物。

　　《福州晚报》（2026年7月30日 A06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