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实

　　回望中国近现代医学百年转型之路，一段长期被忽略的历史线索告诉我们：福州，为中国近现代医学输出了关键思想理念与核心人才群体。它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地方医事，而是深刻影响了全国层面医学观念更新、人才培育与行业制度体系的搭建。从睁眼看世界的思想破冰，到中西医观念的思辨碰撞；从个体医者的海外求索，到全国性医疗体系的制度搭建，一代代福州先贤薪火相传，走出一条极具地域特色的近现代医学路径。

　　现代医学思想启蒙

　　林则徐：以一人之光，点亮一个时代

　　提起林则徐，世人大多记住他民族英雄、禁烟名臣的身份，却较少关注他也是近代较早以务实、开放心态去观察和接纳西方医学的封疆大吏。

　　1839年，林则徐奉命赴广州主持禁烟。面对鸦片流毒华夏的深重危机，他不仅将鸦片问题归为律法、外交层面的矛盾，更敏锐察觉到，烟瘾既是严峻的社会问题，也是复杂的医学难题。在与美国来华医疗传教士伯驾交往中，林则徐曾问他：“有没有戒除鸦片瘾的特效药？”一位身居高位的士大夫放下文化上的傲慢与偏见，牵挂饱受烟毒摧残的万千百姓，平等看待域外医术，这份胸襟，在晚清官场之中殊为难得。

　　林则徐并非止步于问询与观望。早在1838年任湖广总督时，他便多方寻访民间医家，广泛搜集各类戒烟验方，汇编十余种戒烟方剂。其中代表方剂“忌酸丸”“补正丸”，采用逐步递减药量的戒治思路，借助药物舒缓戒断痛苦。这些药方后来被收入《救迷良方》，广为流传，在当时救助了大量深陷烟毒的民众。

　　相传，林则徐找伯驾治疗疝气效果颇佳。1850年，其在弥留之际，口中反复呼喊“星斗南”。不少研究者考证，这是福州方言“新豆栏”的谐音，那里正是伯驾当年开设医馆的地方。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旧对现代医学存有一份期许。

　　林则徐对于中国医学近代化的贡献，不在于亲自坐堂行医，而在于冲破思想的壁垒。他用行动告诉闽地乃至全国的知识分子：不能闭目守旧，西方的医学技术同样值得学习借鉴。自此，福州的精英圈层内部，慢慢孕育出一批愿意睁眼看世界、接纳现代新知的先驱群体，这为后续全国范围的医学思想变革埋下重要伏笔。

　　严复：以思想之火，熏沐力钧

　　如果说林则徐为国人打开了接纳西医的一扇窗，那么严复则站在近代科学思想的高度，拓宽了现代医学的启蒙航道，把国民健康上升到民族存续的高度，为近代中国医学发展提供重要思想坐标。

　　作为近代划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严复翻译《天演论》，系统将西方近代学说引入国内，唤醒了整整一代国人。

　　少年时期，因为家庭遭遇变故，严复跟随祖母回到仓山阳岐祖屋，在此度过自己的少年岁月。几乎同一时期，永泰（旧称永福）发生水灾，力钧举家迁居阳岐求学。二人少年时代共同生活在阳岐乡土，浸润同一片闽都地域文脉，早早结下深厚乡缘。阳岐的玉屏山庄，是当地文人交游的重要场所。后来，严复、力钧返乡时，也会来到玉屏山庄。这里，也成为了二人乡土时期的思想交汇之地。

　　1921年，严复在福州郎官巷辞世，留下遗言，其中郑重写道“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将身体健康置于人生的首要位置。这是一位饱经病痛的启蒙思想家，对于生命本体的深刻感悟。这份对国民体魄的重视，不只是个人修身感悟，更是面向整个民族的价值判断，也渗透到他对医学发展、国民体质建设的全部论述当中。

　　严复早年求学于福建船政学堂，之后远赴英国留学，切身感受中西医两种诊疗体系的差别，由此不断思索中国医学未来的出路。他在家书中劝导后辈研习西医。在写给族侄严伯鋆的信中，他谈到：“故吾意不如仍习医药，盖西医一科，欧美进步奇猛，为国民计，须得多数人勤治此科。西医剖验脏腑，明血脉运行，用药皆由化学考验，百治多效。吾侄年少出洋，若专精此道，他日归国，既可济人疾苦，亦可开风气之先，较之寻常实业，于世道人心裨益更大。”

　　严复充分肯定西医重解剖、重实证实验的优势，同时并不主张全盘抛弃本土文脉，晚年提出应当取西学之长，补本土之短。在他的认知里，学习现代医学，不只是习得一门谋生技艺，更是“鼓民力”关乎国民体魄、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

　　民国初年，严复、力钧先后定居北京。1914年，林纾发起晋安耆年会，效仿北宋司马光洛阳耆英会雅集传统，成为旅京福州籍士大夫重要的交游载体。“晋安”取自福州古郡晋安郡之名，是故土的雅称，陈宝琛出任会长，严复、力钧、陈衍、林孝恂（林徽因祖父）等十六人为正式会员，萨镇冰虽不在原始会员名录，但凭借乡谊频繁参与集会。

　　雅集虽以诗文唱和为主，但参与者多有切身病痛体验与对国民生计的关切。严复倡导国民健康；发起人林纾在家训《碎金》中写下：“为人第一须留心：读书留心，则得书中之益；饮食留心，则无疾病之虞……起居留心，则不致冒暑伤寒，旋生疾病。”“古人谓之‘居敬’，浅言之则谓之‘留心’。汝时时当体贴吾意。”林纾从士人修身角度，把起居、饮食、自律视作防病根基。

　　医者力钧身处这一交际圈层，加上邻里往来的便利：严复执掌京师大学堂，延聘林纾北上，林纾即寓居力钧下斜街宅邸。多重纽带之下，严复“重实证、主张中西取长补短”的理念深刻影响力钧。这套思想后来经由力钧的临床实践向外传播，推动中西医汇通理念在国内传播。

　　可以说，林则徐打开了认知的一扇窗，严复则播撒科学的火种。两位先行者一前一后，接力完成中国现代医学最初的思想启蒙。思想的种子就此深深扎根，并且经由乡谊网络向外辐射，影响全国医界的思考。

　　推动本土化建制

　　思想解放、医者觉醒、人才网络，最终都必须落到实实在在的制度建设上。一个医学行业想要真正走向现代化，不能只依靠个别名医单打独斗。美国社会学家埃利奥特?弗雷德森在《职业主义：第三逻辑》当中提出，一个专业群体走向成熟，须具备三大核心标志：建立全国性学术共同体：自主制定行业标准与伦理规范；争取专业评价准入权力；获得独立学术话语权。近代中国医学摆脱外来势力主导，走向本土化建制的关键进程之中，福州籍相关人才群体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多项全国性行业架构由他们奠基。

　　伍连德虽籍贯广东，但作为黄乃裳的女婿，可以算是“半个福州人”，其因婚姻、事业深度绑定福州人才圈层，被视作这个集群当中耀眼的领军人物。他的命运自始至终和福州医学文脉紧密相连。他筹建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家现代医院——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前身）时，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海外医疗物资海运受阻，建院工作陷入困境。这时，福州籍海军名宿萨镇冰挺身而出，无偿把德州兵工厂全套外科器械捐赠给医院，破解设备短缺难题。之后，萨镇冰还担任中央医院董事长，助力医院规范化运营。除此之外，建院还得到林长民（林徽因父亲）等福州籍贤达多方襄助。

　　后来，伍连德又游说财政总长梁启超（林徽因丈夫梁思成的父亲）争取追加拨款。经多方合力，中央医院这所大型西医综合医院于1918年落成，成为全国本土医院的标杆。萨镇冰晚年回到福州，受聘担任福建佛教医院（今福州市中医院前身）董事长，四处向南洋侨胞募款，兼顾本土平民医疗事业。

　　在这批先贤共同推动之下，中国现代医学完成了职业化本土建构，四大核心架构均由和福州深度关联的人才奠基。伍连德1915年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确立“巩固医家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的宗旨，标志中国医学本土化、自主化、职业化正式开端，这是影响全国医学界最重要的学术共同体；长乐人伍哲英当选中华护士学会首任华人会长，打破护理领域外籍主导局面，推进护理教育、执业规范本土化；闽侯人陈可冀传承福州兼容中西的医学文脉，创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开辟中西医融合规范化的学术路径；林文庆之子、伍连德外甥林可胜，抗战时期执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搭建起我国最早的战时人道医疗救援体系。

　　临床学术、护理事业、中西医融合、战地应急救援，四大板块全部由这一群体主导建设。而他们的贡献还不止于此，伍连德先后创建二十余所重要的标志性医院与医校，梁启超盛赞他：“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他们不仅仅是看病行医的个体医者，而且是积极参与制定行业规则、搭建学术平台、争取专业话语权，把医学从一门个体技艺，升级成为国家层面的卫生治理事业的先驱。他们中，很多人身兼多重身份：医生、校长、学会领袖、政府卫生顾问，把目光从诊室投向整个国家的卫生治理，这正是福州医学先驱群体独有的精神底色。

　　医疗人才由此出发

　　力钧：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奠基者

　　思想启蒙之后，需要有医者接过时代火炬，把启蒙思想转化为临床实践。如果说林则徐、严复更多属于思想层面的引路人，那么永泰人力钧，则称得上是中国医师中“放眼世界第一人”。

　　力钧（1855~1925），字轩举，号医隐，出身儒医世家。考取举人后，他放弃仕途，潜心行医，是清末民初国内极具代表性的中西医汇通派医家。1906年，力钧应召入宫，成为慈禧、光绪的御医，获赐四品卿衔。

　　宫廷行医是力钧一生重要的履历。身处规矩森严的清宫太医院，他在诊疗过程当中，没有完全被旧式宫廷医疗范式束缚，而是参考西医解剖、生理认知辅助辨析病机，做到中西兼顾，留下一批珍贵的宫廷脉案。在那个时代，作为拥有海外见闻的御医，他既恪守中医辨证施治传统，又主动吸纳域外医学新知，在清宫医疗环境中显得格外可贵。

　　力钧把这种兼容并蓄的医学理念推向更广阔的天地。1891年，力钧远赴南洋行医，与当地西医开展广泛交流，大胆尝试中西药并用的治疗思路；1907年东渡日本，系统考察日本近代医学制度，撰成《日本医学调查记》。1910年至1911年，他又随团游历欧洲，走访法国、德国、瑞士、奥地利、俄国等地的医院、药房与医学院，大量搜集、购置各类医学典籍。他几番远洋游历，累计著述四十余种，鲜明地提出：“中西医宜兼求并进，不可偏执一方。”这套汇通主张，正是深受严复科学思想的浸润。

　　不同于很多固守书斋的医者，力钧本身就是临床大夫，拥有扎实的中医功底，又实地考察现代西方医学体系，从而真正把中西医汇通，从纸面言论落实为完整实践。他临床诊疗不拘门户，中药西药酌情施用；治学上大规模收集中西医学藏书；办学育人，兼顾传承旧学与传播现代医学，门下还培养出汪逢春等后世闻名的京城名医。他一身兼有临床医者、海外医学考察者、医学教育推动者等多重身份。他的考察著作与汇通主张，也为国内医界认识域外医学提供了重要参考，推动中西医融合思潮的发展。

　　寓居北京时，力钧深度融入旅京福州籍乡贤社交网络，将宫廷行医、海外考察的专业见闻带入士人圈层，完成思想之间的双向流动。

　　力钧是一座承前启后的桥梁：一头承接林则徐、严复开启的思想启蒙，一头通向伍连德等人轰轰烈烈的近代医学行业制度建设。

　　黄乃裳：一家走出两位医学巨擘

　　近代福州能够成为中国近现代医学的重要思想发源地与人才摇篮，不单依靠个体医者的求索奋斗，更依托深厚的乡贤文脉、开放的侨界格局与家族式人才网络。在这张宏大的近代英才谱系当中，闽清籍爱国侨领黄乃裳，是打通政界、侨界、医学界的关键枢纽人物，经由姻亲与侨界纽带，向全国输出两位改变中国公共卫生格局的医学巨擘。

　　黄乃裳（1849~1924），近代民主革命者、杰出爱国侨领、教育家。黄乃裳一生立德、立功、立言，而他独特的家族姻亲网络，孕育出中国近代医学史上耀眼的双星。他的两位女婿——林文庆、伍连德，双双登上近代西医的最高殿堂。一人开创国家卫生行政体系，一人夯实全国公共卫生行业根基，一政一业，一出一隐，相辅相成，共同撑起中国现代医学的制度开篇。

　　黄乃裳的长女婿林文庆，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属于国内最早接受完整西方医学体系训练的顶尖医学大家之一。1912年，林文庆受孙中山特聘，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卫生司司长，任职期间奠定了中国现代国家层面卫生行政体系的雏形，为后世建设全国卫生管理框架提供参照。

　　功成之后，林文庆并不贪恋高官厚禄。1921年，他同时接到孙中山邀其出任外交要职、陈嘉庚恳请执掌厦门大学两份重托。他毅然选择后者，执掌学校整整十六年，确立“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在南方播撒科学医学与教育火种。

　　黄乃裳的次女婿伍连德，字星联，是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学者，也是中国现代公共卫生的拓荒宗师。1910年，东北爆发特大鼠疫，伍连德临危受命，凭借疫区隔离、患者分类、口罩防护等一系列现代公共卫生手段，短短数月扑灭了这场百年大疫，震惊世界医学界，直接改写了中国防疫的整体模式，奠定我国近代防疫体系的实践基础。

　　纵观近代医政历史，国民政府曾两次征召伍连德出任全国卫生行政长官，都被他淡然婉拒。他始终坚守实务一线，牵头筹建二十余所现代医院、创办医学专门学校、发起成立学会、推动收回海港检疫主权，一系列事业均具备全国性影响力，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医学的重要建制者。

　　人才集群推动医疗事业发展

　　福州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现代医学的重要思想发源地与人才摇篮，既得益于沿海开放的优势，也得益于背后丰富的华侨侨智资源与一张由乡谊编织而成的人才网络，其中交织着人物交往、思想传递与民间组织纽带，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一代福州籍先驱，大多手握可观的社会影响力与行政资源。他们不只是书斋里的读书人，不少人还身处行政体系，兼具学者、医者、官员多重身份，既能够读懂医理，又熟稔政务运行。正是这份难得的复合优势，让思想不会仅仅停留在聚会闲谈与纸面文章，能够转化成现实推动力：或是举荐医学人才，或是筹措资源兴办医院学堂，或是参与顶层的卫生制度设计，完成从观念启蒙，一步步落地为社团、学堂、医疗机构与国家卫生治理框架。

　　这不是一份零散的名人名单，而是一代接一代的人才集群接力。福州对于中国现代医学的贡献，超越地域局限：既输出了“国民健康为本、中西医宜兼求并进”的重要思想，又向全国输送一批顶尖医学人才，参与搭建卫生行政、防疫、医学社团、护理、战时救护等整套现代医学体系。它的价值，不在于最早开设西医诊所，也不在于拥有规模最大的医学院校，而是形成了一条完整连续的思想链条：如何看待外部世界，如何辨析中西医的长短得失，如何走出国门学习新知，如何调动社会与行政资源，将先进理念转化为服务整个国家的医疗卫生制度。

　　今天，我们探讨建设健康中国，回望这段被时光尘封的往事，可以看见一个不一样的福州。它不只有三坊七巷、温泉与茉莉花茶这些文化符号，在中国医学现代化的百年长卷上，它是一处独特的思想策源地，也是源源不断输出医学人才、深刻影响全国医学体系的摇篮。

　　医学现代化从来不是简单的技术引进，它始于观念开放，成于人才辈出，离不开社会与行政力量的加持，最终落脚于制度构建。百年先贤走过的道路，对当下推动中西医协同发展、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培育复合型医学人才，依然富有现实启示。

　　《福州日报》（2026年9月17日 005版 闽江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