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版“黑船来航”——鲜为人知的1852年“炮舰外交”事件
2026-09-2209-28-27来源:福州晚报

  作者:格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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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画家绘制的普利茅斯号(画面中间居右者)。

  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四艘军舰闯入日本江户湾,要求递交国书。四艘美国军舰巨大的船体、漆黑的船身和蒸汽机的轰鸣,给闭关锁国已久的江户幕府和日本国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次年,江户幕府(又称德川幕府)被迫与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打开国门。这就是被视为日本近代史开端、引发日本后世巨大变革的“黑船来航”事件。

  鲜为人知的是,就在此前一年的1852年6月,上述四艘“黑船”之一的普利茅斯号护卫舰(USSPlymouth)曾经驶至福州,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但最终黯然而退。

  1851年秋天,已进入福州四年的美国卫理公会(美以美会)为了给两位新到福州的传教士建造房屋,在教会原有地产附近(今仓前山天安堂一带)觅得一处地皮,并签下了租约。但是,在房屋即将动工建设时,工程受到了周边部分民众的阻挠。传教士们写道:“11月5日,工人来到建筑工地,正准备开工,这时邻居们张贴告示,警告任何人不得参与建造这所房屋……他们说,南岸(指闽江南岸的仓前山)的外国人住宅已导致附近地区的死亡人数增加。再让更多外国人住进来,将会引起骚乱和争执……风水也会受到不利影响。”(埃尔斯沃思·卡尔森《福州的传教士们,1847—1880》,39页)

  传教士们原本指望得到福州地方官府的支持,但是府、县官员尽管十分礼貌,却不愿直接出面劝谕周边居民,也迟迟未给出书面建房许可。原因显而易见:就在一年之前的1850年,由英国传教士引起的“神光寺事件”刚刚在福州引起了滔天波澜。正是由于两位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坚持己见,不愿搬出租住的乌石山神光寺到城外居住,引发了福州士绅和在京福州籍官员的集体抗争。当时,即位不久的咸丰皇帝震怒,将为传教士租房办理手续的侯官知县兴廉革职,将闽县知县来锡蕃革职留用,福建巡抚徐继畬也因“毫无主见,任令滋扰”被勒令革职回京。在这样的氛围下,府县官员对传教士们的要求自然也只能拖延应付,期望周边居民的反对、长时间的停工能够让传教士们知难而退。

  但是,传教士们没有善罢甘休。从1852年2月起,他们给在广州的美国驻华代办伯驾(Peter Parker)一再去信,要求其代表美国政府出面,维护《中美望厦条约》赋予美国公民在通商口岸的租地建房权利。在伯驾与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徐广缙,以及后来接任的叶名琛沟通无果后,传教士们又呈书美国国务院,要求联络海军派出军舰到福州,对当地官府进一步施压。于是,在1852年6月20日,福州上演了“黑船来航”的一幕。

  美国海军东印度分舰队旗下的风帆护卫舰普利茅斯号,排水量900余吨,装载4门8英寸炮、18门32磅炮——这艘当时的庞然大物,于6月20日驶抵福州。舰上的第二号人物、海军上尉吉利斯(John.P.Gillis)要求与福州知府直接晤谈,并拒绝与知府以下的任何官员先行会面。很快,一场画风略显滑稽的谈判开始了。

  美方代表、海军中尉吉利斯,讲英文;中方代表、署理福州知府胡应泰(1807—1854),讲中文官话;谈判的翻译,在美方的坚持下,则由卫理公会传教士麦利和(RobertSamuelMaclay,1824—1907)担任。麦利和是19世纪西方福州方言研究的权威,参与编纂了《福州方言拼音字典》《榕腔初学撮要》,能说流利的福州话——但不会讲中文官话。

  这场谈判充满了火药味,吉利斯主张“美国传教士租地建房的条约权利必须得到满足”。他甚至威胁,如果中方不能给出满意答复,“还会有另一艘军舰来到福州,并采取进一步措施”。但令吉利斯没有想到的是,胡应泰似乎不为所动。做足了功课的胡应泰回应的内容同样援引自《中美望厦条约》,是第十七条:“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必须由中国地方官会同领事等官,体察民情,择定地基;听合众国人与内民公平议定租息,内民不得抬价掯勒,远人勿许强租硬占,务须各出情愿,以昭公允……”

  根据美方的记载,胡应泰等人坚持,所谓“体察民情”,不能只看租赁合同,也要充分考虑周边邻居的看法,“哪怕有一个人反对外国人在自己居住的邻里租用土地,这项交易就不能获准……美国人找到的地块,当地所有人都必须愿意让外国人成为自己的邻居”,否则就成了条约所禁止的“强租硬占”。

  在中方对条约原文逐字逐句的坚持下,吉利斯和传教士们最终也只能悻悻而退。在看到“炮舰外交”无功而返后,传教士们终于接受了美国国务院和福州本地官府的建议——放弃原来的租约,择地另建房舍。直到两年之后的1854年,来到福州的美国国务院专员麦克莱恩(RobertM. McLane)才向美国国务院报告:“我已经使这些(传教士)先生们明白,这一困难并不是他们本国政府所能解决的。”

  福州近代面临的第一次“炮舰外交”危机,就这样静悄悄地落下了帷幕。在巨细靡遗记录咸丰朝中外纠纷的《筹办夷务始末》中,甚至没有留下此次事件中福建官员奏报的任何记录。福州地方官员在处理此次事件中堪称沉着冷静、有理有节,成功将一场可能的外交危机消弭于无形。不过,一个细节也值得思考:短短一年之后就在江户湾导致日本举国震动、动摇近三百年江户幕府统治的“黑船”,为何没有在此次事件中如美方所愿,在福州引起任何惊恐和波澜呢?

  答案或许就藏在谜面里。普利茅斯号长147英尺(44.8米),宽38英尺1英寸(11.6米),吃水7英尺2英寸(5.5米)。而时至今日,经过现代化疏浚后的马江航道深度也不过4米,体型过大的普利茅斯号无法通过。所以,在1852年6月的这次争端中,“黑船”并未上溯闽江直抵城下,而是一直停泊在几十公里外的福州外海洋面上。福州官民所看到的吉利斯,实际上是坐着小舢板在南台登岸的。

  《福州晚报》(2026年9月22日 A07版 闽海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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