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陈碧
一
在福州这座底蕴深厚的古城里,晚清的林则徐走向了帝国权力中心,经略天下;而永福(今永泰)的余潜士则终身未仕,退守城乡,教书育人。按常理,一位是名臣大儒,一位是乡野塾师,其人生线很难有交集。但坊间一直流传着两人、两个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交往故事。
更费解的是,翻开《余潜士全集》,虽“附录”有其弟子、儿媳张瑞贞文颇涉两家交谊,然而本集中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竟找不出一句直接提及林则徐的文字,甚至连对鸦片战争等惊天时局的直接批判都极少。难道这位名满闽地的醇儒,真的活在时代的真空里吗?
近日,我读到清代《耕邨余公崇祀乡贤祠录》复刻全本——这是当年福州士绅联名为余潜士申请入祀乡贤祠的公文汇编。故又重新爬梳史料,寻获了两条极为隐秘的线索。
线索之一,藏在咸丰二年(1852)的一份乡贤祠推举档案中。
之前常听坊间传闻,说林则徐的长子林汝舟与余家交好,但苦无实际文字。《耕邨余公崇祀乡贤祠录》中,有一百六十多人的具呈名单,排在最前面的领衔者,除了前翰林院编修魏敬中,赫然写着:林汝舟。在清代,领衔呈请乡贤祠,通常由地方最显赫的家族出面。林汝舟的领衔,证实了传闻绝非空穴来风,林氏家族与这位乡曲塾师之间,必然有着极深的渊源。
线索之二,藏在余潜士弟子陈宗英撰写的《公祭文》中。
文中写道:“故制府皖江汪公、督学嘉兴沈公先后争器重之。而乡先辈如陈惕园、林敬庐、陈俟庵、谢退谷、吴清夫诸先生,及一时知名士,咸乐与交。即腾达中外者,胸中亦无不有先生。”
此句似不经意却最深沉有力处,乃在“腾达中外者”名。揆之咸丰元年的福州,能称得上“腾达中外”的,除了林则徐恐再无第二人选。
这里有一个极其关键的“破案”逻辑:陈宗英作为晚辈,凭什么敢断言林则徐的“胸中”是怎么想的?唯一的解释是,陈宗英在整理余潜士遗物时,必然亲眼看到了两人直接互通的书信或文稿底稿的表白。只有看到了林则徐寄给余潜士的亲笔信,或者余潜士写给林公的信件底稿,陈宗英才敢在祭文中留下这五个字。这说明,两人之间有过真实的文字交往。
二
既然如此,为何《余潜士全集》中,林则徐的名字会被隐去?细读文献会发现,这实则是主观的选择与客观的过滤叠加而成的。
同出鳌峰书院,余潜士的同窗张际亮选择写诗痛骂贪官、直击鸦片战争;而余潜士作为理学家,他个人的学术著作中极少去议论宏大的时局,而是选择把视线收回家塾,多专注于“破心性之昏”、教人孝悌。这是他作为儒者的“时局留白”。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活在真空里,他依然通过书信与人交往,只是这些不对外宣扬。
而到了他去世后,朋友与弟子们在编纂《全集》时,又加上了“人物的过滤”。同乡林宝辰在序言中明确写道,乡人汇刻遗集,“将从事请乡贤之役”。为了向礼部呈现一个纯正无瑕的儒者形象,陈宗英等人在整理遗稿时定下了极严的标准,并在《编次诗文稿例言》中注明:“其他酬应诸作,有未及刊者,亦皆装订成帙……嘱哲嗣善承谨为收藏。”
此语嘱咐,亦若有深意。
咸丰初年时局动荡,林则徐刚病逝,政治背景极其复杂。为保证乡贤申报顺利进行,编书人(陈宗英等)大有可能,将那些记录或者是与当朝大员(包括林则徐)真实交集的信件、文稿统统抽走。他们在做此择稿决定的同时,也深知“未刊稿”其后的分量与价值。故此,选择藏之名山,又留住真实的历史火种,以待世道太平时,能够再现。
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陈宗英在整理遗物时,明明看到了林则徐与老师的通信(所以敢说林公“胸中亦有先生”),但后世读者在《全集》里却连林则徐的名字都找不到。也解释了陈宗英要加上一笔“腾达中外者”的用意。
虽然林则徐的名字在文献中被刻意隐去了,但只要翻开老福州那张重叠的士大夫“朋友圈”,林氏家族与余潜士的交集便呼之欲出。
三
林则徐的“十舅”叫陈俟庵,是位安贫乐道的福州名士。余潜士早年与陈俟庵的儿子陈良皋相交甚笃,晚年更是与陈俟庵“过从谈论甚相得”。陈俟庵建了个书房叫“有恒室”,还专门请余潜士写了一篇《有恒室记》。舅舅和表兄的嘴边常挂着这位余先生,林则徐岂会不知?
林则徐、余潜士更重要的关系,在于共享同一个“座师”和“业师”。
道光乙酉(即道光五年,1825),拔擢余潜士为首举贡士的“座主”、时任福建学政的沈维鐈(沈鼎甫),亦是林则徐在嘉庆十六年(1811)会试的本房房师。道光丙戌年(1826),余潜士入京赴考,座师沈维鐈还赠送给余潜士《陆桴亭思辨录》及《张杨园文集》等先儒著作。陆世仪、张履祥皆是清初践行程朱理学的醇儒。余潜士在诗集中感念道:“樗材漫得附门墙,仰企斯文道义长。”沈维鐈将这等纯正的理学典籍相赠,足见其对余潜士学术路向的期许。
在福州本地亦有共同学术导师,陈寿祺(号左海)主讲鳌峰书院,余潜士受业于陈氏门下。
陈氏为当时大学者,思想开明,居于福州黄巷。林则徐则更早在其父林宾日带领下认识了陈氏,在福州时经常前往黄巷拜访求教。林则徐在日记里载有陈寿祺回忆其同林则徐交往的文字称:“比数过从,通悃愫,讨文字,欢甚。”林则徐得到陈寿祺的激励和指点。陈寿祺对林则徐寄托着很高的期望。互赠的诗句中,有林则徐的“去年栖衡门,晨夕倾怀抱,游目窥景林,敷衽榷前藻,迹如云龙随,谈亦糠秕埽”。
黄巷陈氏居所与鳌峰书院,成为两人共享的学术磁场。
四
不仅是长辈与师长,他们的密友也高度重合。余潜士的同窗张际亮,后来成了林则徐极为推重的幕僚;余潜士的挚友梁月山去世后,林则徐甚至和余潜士的另一个同窗丁汝恭,一起为梁月山捐资建祠。
理清了这张隐形的士林网络,我们便不难理解林汝舟为何会领衔推举。但这引出了一个更大的历史疑问:为何在咸丰初年那个动荡的节骨眼上,以林汝舟为首的福州一百六十多位名门望族,会如此隆重地“集体公举”一位基层教书匠?
要知,咸丰初年正值太平军兴,世道动荡。福州的名门望族与士大夫阶层,正面临着一场深重的“文化焦虑”。在乱世之中,他们迫切需要一场“秩序重建”,急需寻找一个能稳住人心的道德标杆。而遍观当时的福州城,能担得起这个标杆、让一百六十多个家族心服口服的,唯有余潜士。他不惹事、不贪财、只教人忠孝仁义,那一身干干净净的醇儒品行,就是那个时代最稀缺的“真金”。
推举余潜士,绝非哪一家族的私相授受,而是福州士林在这场文化焦虑下,达成的一场最高级别的“集体公举”。林家等名门望族之所以倾力出面,不仅是因为与余家的旧交,更是因为他们需要借余先生的风骨,来向世人宣告:无论外面的世界怎么乱,福州城依然守着纲常名教,文脉未断。这绝非单方面的抬举,而是余潜士一生的道德文章,与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与这座古城,完成了最完美的相互成就。他用自己一生的潜修,在这一刻,成为了福州士大夫阶层对抗乱世的底气。
据传,当年那些被弟子们“过滤”下来的未刊手稿,后来有一部分随着家族后人去了台湾。或许在某一天,当这些泛黄的故纸重新回到福州,我们真的能在字里行间,看到那一显一潜两位大贤在纸上倾谈言天下。
《福州日报》(2026年11月18日 005版 闽江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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