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与“两个结合”：新时代地方志事业的发展逻辑与实践路径

高质量党建引领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研究课题组

　　摘 要：地方志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其繁荣发展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深度关联。新时代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的文化实践，必须以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为逻辑起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史志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修志编鉴全过程。“两个结合”为新时代地方志事业提供了深层理论锚点与根本途径，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彰显地方志的文明属性，使其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见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地方志事业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需推动地方志实现从封闭编纂到开放知识公共品、从单一志书生产到方志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从本土文化传承到国际文明交流互鉴的全方位跃升，最终为赓续中华文脉、建设文化强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提供坚实支撑。 

　　关键词：地方志  党的建设  “两个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地方志作为系统性、官修主导、历史悠久且形成全国统一制度与体例的地域文献，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从《禹贡》之区划记述到《华阳国志》之沿革编撰，从宋元方志之体例确立到明清府州县志之遍修天下，这一绵延两千余年的修志传统，并非单纯的书斋学问，而始终嵌于国家治理结构之中。它既是统治者观风知政、以志佐治的信息系统，也是中华文明以史为鉴、以文化人的记忆宝库。中共中央在1941年8月1日发出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就指出，要“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其中就包括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之日起便将这一传统改造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有机构成，使“官修方志”从传统王朝的载地之学转换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地情系统和历史治理资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文化自信纳入“四个自信”总体框架，将历史问题提升到治国理政的核心维度，对方志、国史、党史、文物与文化遗产工作作出一系列标志性论述。从“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到“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再到考察平遥古城时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绝非一般性的文化号召，而是构成了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列为前进道路上首要重大原则；在文化维度上，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地方志工作恰恰处在党的建设、意识形态、文化遗产、治国理政四重交集的位置。继2016年“加强修史修志”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后，“加强和改进地方志工作”又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再一次在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中明确地方志工作。因此，地方志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一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的文化治理实践；其高质量不只体现为志书体例之精、资料之富，更根本地体现为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文化自信，以及服务党和人民事业的实效。 

　　一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地方志事业的逻辑起点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理论纲领与行动指南，这一重要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同时也为地方志领域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协同发展划定理论框架与实践准则。地方志作为“官书”，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国家治理、价值塑造紧密相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本质上就是坚守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初心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人民立场贯穿地方志事业发展始终。进入新时代，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既是历史传统的必然赓续，更是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前提和根本生命线。 

　　（一）党的领导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定盘星 

　　封建社会的修志，由州府县衙主持、乡绅士人执笔，但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权力的文化表达。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文化制度被重构为党和政府的职责。李铁映同志曾将其精确地概括为“修志工作是政府行为，是在各级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下对地情、国情的全面调查”，“志书是一种特殊的史书，是‘官修’的地情书”。这一判断阐明地方志工作不是一个可搁置的技术问题，而是要将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其根本含义是方志事业谁来领导、为谁修志、用什么史观修志。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地方志工作作为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领域的基础工程，必须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修志编鉴的全过程。顶层设计中的规划立项、机构设置、经费保障，具体编纂中的指导思想、史实判断、人物评价、表述口径，以及志书出版后的开发利用、舆论导向、对外交流，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修志编鉴全过程，本质是把政治引领、方向把控、价值校准嵌入修志工作的全链条、各工序，实现党的领导从宏观原则向具象化、机制化、常态化落地转化，确保志书编纂的每一个环节都不偏离正确政治方向。在顶层设计环节，党的领导体现为战略统筹与大局把关，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地方发展核心任务确定记述重点，确保修志工作始终与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同频共振。在编纂实施环节，党的领导贯穿篇目设置、资料采编、撰稿统稿全流程：篇目架构须突出党领导地方发展的历史主线，确保历史叙事的主流本质清晰彰显；资料征集与史实考证须在党组织统筹下严把政治关、史实关，坚决杜绝错误史料与不当观点进入编纂环节，关键内容、重要章节实行党组织集体研判、集体把关。在评审验收环节，党的领导体现为全层级政治审核机制的刚性运行，将政治标准作为评审验收的首要标准，实行政治问题“一票否决制”，确保正式出版的志书在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史实表述上完全符合党中央要求。在开发利用环节，党的领导体现为对成果传播与价值转化的方向引领，志书成果的数字化转化、大众化传播、资政产品开发，均须在党的领导下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依托方志资源开展党性教育、地情教育、文化惠民活动，推动方志资源服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确保方志成果的社会效益始终沿着正确方向释放。这种全过程、全链条的党的领导机制，是现行地方志工作体制在操作层面的具象延伸，既不替代专业编纂工作，也不弱化学术规范要求，而是通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为修志编鉴事业行稳致远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第一，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地方志工作责任体系。李铁映同志将其概括为“一纳入、五到位”，即把修志工作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政府任务，做到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肯定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体制，置于首位的是“党委领导”，这从法规层面明确了党在修志事业中的核心地位。2014年刘延东副总理提出“一纳入、八到位”，即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工作任务之中，做到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位、设施到位、规划到位、工作到位。通过党的领导统合各方力量，确保修志工作在政治方向上不偏航、在资源配置上有依靠、在人才培养上有梯队。这实质上也呈现出一种“党建+行政”的双重责任链条：党委负总责，政府抓落实，专家做业务，三者不能互为替代。 

　　第二，构建全链条政治方向审核把关机制。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地方志工作机构首先是政治机关，政治属性是第一属性、本质属性。编纂志书，绝不是脱离政治的纯技术性书写，而是以历史叙事构建集体记忆、以文化符号巩固政治认同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评价注重同党中央已有结论相衔接……体现党中央对党的百年奋斗的新认识。”地方志虽以地情为记述对象，但其内容无不牵连大历史叙事的骨架，若无政治把关机制，极易在重大判断乃至细枝末节处出现方向偏差。志书中涉及的重大历史结论、重要政治事件、关键人物评价，必须与党中央已有历史决议和权威表述相一致。 

　　第三，打造政治过硬与专业精湛相融合的修志队伍。胡乔木同志曾强调“从事地方志工作，还是要搞学问，要把它作为学术工作来抓”，但学术性并不排斥政治方向，恰恰相反，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学术质量的先决条件。党建引领作用之一就是以政治建设带动队伍的业务能力和职业伦理建设，使修志者既“懂学问”又“懂政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只有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机关党建工作才能找准定位。”地方志系统要以党建统领业务，以业务实绩检验党建成效，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修志问道的发展优势。 

　　（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方法论基石 

　　地方志之所以需要党建统领，是因为当“怎么修”涉及历史观时，会直接连通唯物史观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分野。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问题作了经典表述：“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他还特别强调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把握：“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这段论述对方志编纂具有直接的原则性指导意义。尤其是修志中关于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地方记述，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各个历史阶段的成就与曲折、经验与教训。如果修志者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就容易陷入两种错误倾向：要么回避矛盾，造成历史叙述的扁平化；要么以片面化方式切割历史，沦为某种变相的历史虚无主义话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提到清代学者龚自珍的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因此，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方志领域的具体落脚点之一，就是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客观记述。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原则。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中引伸出事物固有的规律性。这一原则说明志书既要书写成就，也要如实记录走过的弯路和付出的代价。尤其在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记述上，必须同党中央已有决议和结论保持高度一致，将其置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而非碎片化地抽取个案来“证伪”历史。 

　　第二，坚持主流本质优先，反对以枝节代整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此一方法论原则体现在地方志中，就是地方志选取记述的内容、记述详略、篇目结构，须服务于揭示历史规律和发展大势，而非以猎奇式细节、情绪化叙事来置换结构性判断。 

　　第三，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万里同志指出“地方志工作很重要”，是“一个文化建设”，“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地方志文化价值的根基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场域。新中国地方志的“官修”属性绝不等于“官本位”记录，恰恰相反，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方志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记录，记录新时代方志中的劳动者群像与时代担当，使志书真正成为人民的地情书而不是单纯的官员政绩书。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史志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史志工作，多次就修史修志、读志用志、史志传承创新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这些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地方志工作的重大意义、核心任务、实践要求，为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地方志工作置于文化强国和民族复兴的大局中，赋予其赓续中华文脉的学术尊严，构成新时代地方志工作的理论底色。习近平同志早年在地方工作期间，就展现出对修志工作的高见远识。上世纪80年代，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提议启动，县委县政府组织编纂《正定古今》，相关工作人员到处找也没找到什么资料，于是向习近平同志求助，他说：“我手头有一整套《真定府志》，还有一套《正定县志》，对正定的历史，都有详细记载。”这几本古籍，是他自己搜集到的复印本，非常难得。这阐明志书存史、资政、育人的深刻价值，即志书不仅是资料的堆砌，更是帮助人们认识规律、掌握规律、运用规律的智慧之学。这些论述归结起来，就是要求地方志工作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忠实记录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道路正确性。 

　　第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史志工作的重要论述，既是传承千年修志传统的历史必然，更是新时代坚守意识形态阵地、赓续红色血脉、凝聚社会共识的现实要求。从实践维度看，党的领导贯穿地方志编修规划、篇目设置、内容审定、成果发布、资源活化等全链条。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作为党的政治机关、意识形态阵地，必须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关于史志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担负起地方志工作职责使命。修志工作必须严守政治底线、史实底线、价值底线，真实记录地域山川地貌、人文历史、发展成就，确保志书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 

　　第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史志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地方志工作必须坚持政治性与科学性辩证统一的方法论要求。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时指出，修志工作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既要避免空洞的宣传色彩，又要坚守时代性、科学性、思想性。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地方志工作的政治原则与学术原则辩证关系，要求地方志工作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政治引领与学术坚守相统一、历史真实与价值导向相统一、传承传统与守正创新相统一，绝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孤立开展修志编研工作。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一方面，地方志工作者要秉持直笔著史、秉笔直书的精神，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绝不能为错误思潮提供任何空间。另一方面，要主动亮剑发声，充分运用志鉴成果，以翔实的史料、确凿的数据、严谨的逻辑，正本清源，批驳历史虚无主义，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二 “两个结合”是新时代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两个结合”作了最系统的阐释：“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两个结合”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地扎根开花结果，绝非偶然，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跃升的金钥匙。 

　　（一）从“第一个结合”看地方志的实践品格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党百年奋斗最根本的方法论。地方志不能仅是浮于纸上的，而是必须要扎根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成为认识中国、治理中国的重要文献载体。 

　　第一，“第一个结合”是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守正创新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就要求地方志编纂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如实反映当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变迁，避免主观臆断和片面性。习近平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时专门调阅《上海通志》。这说明读志用志不是“文化雅趣”，而是“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因此，新时代地方志工作必须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需求。如在“两个一百年”交汇节点需要系统化记录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的伟大历程和宝贵经验，乡村振兴中需要记录耕地的利用变迁与聚落演变，城镇化建设中需要记录“城中村”消失与社区重组的社会史，生态文明建设中需要记录长时段的环境变迁档案，基层治理中需要记录村规民约、合作社档案、非遗实践等。 

　　第二，“第一个结合”拓展了传统方志学的“存史、资政、育人”六字功能说。李铁映同志率先提出的“修志为用”原则，正是“第一个结合”在方志领域的朴素而深刻的表达，即志书编出来是要被用来存史、资政、育人的。1980年，胡乔木同志指出：“作为地方志编辑工作的同志，要力求在编辑工作中避免一种所谓‘政治化’的倾向……使地方志染上了一种宣传色彩。”他强调的是志书的价值在于科学的资料，而非宣传辞藻。如果把志书降格为脱离时代任务的档案堆，同样违背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要求。因此，存史不再只是“为后人留档”，而是为当代决策提供长时段可对比的信息；资政不再只是“领导偶尔翻翻”，而是通过方志数据挖掘转化为规划参考、风险评估、文化政策依据；育人不再只是“道德教化”的古典表述，而是以地情国情教育强化文化认同、以红色方志资源培根铸魂。 

　　（二）从“第二个结合”看地方志的文明特性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文明根基的层面，赋予了地方志前所未有的理论支撑。1959年，董必武同志在湖北指导修志时就指出：“地方志要成为这个地区的百科全书，成为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切片’。”20世纪90年代，萧克将军审阅《嘉禾县志》稿时强调：“县志是信史，信史嘛，那就要实事求是。”从文明论的高度，修志传统两千余年不绝如缕、从未中断的连续性本身，以及全世界没有任何其他文明拥有这样的持续修志制度，正是中华文明独特性的证据之一。 

　　第一，地方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承机制，修志传统自身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制度性和延续性的成就之一。一方面，方志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库，其存藏本身就是文化主体性的证明。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曾指出：“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梁启超也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全国现存旧志8000余种、10余万卷，约占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举凡山川形胜、建置沿革、风土民情、物产赋税、人物艺文，无所不包，被誉为“一方之百科全书”。它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最系统、最生动的记录载体，再加上新编三级志书、年鉴、地情书，构成体量惊人的中华文明基础性数据。习近平总书记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旧志的整理、标点、影印、数字化、研究利用，正是“第二个结合”最基础的文献工程，体现在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在修志传统制度中均有所体现。如志书以民生、田赋、户口、灾赈、风俗为记述重心，体现民惟邦本的治世根基；志书设舆地、沿革、祥异、人物、艺文诸门类，追求综览，体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资治之道；志书设有人物传、名宦传、列女传等褒贬体例，体现以史为鉴、彰善瘅恶的教化之旨；修志本身就具有的连续性体现敬天法祖、慎终追远的传承之责。 

　　第二，地方志作为实现“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文化场域，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深刻的共鸣与交融。如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与方志中代代传颂的为生民立命、先忧后乐的人文情怀相互贯通；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生态观与方志中大量的天人合一、顺应自然、时节物候的生态智慧非常契合；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社会形态学说为整理、解读旧志中关于赋役、田制、风俗等史料提供科学的理论工具，也为编修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方志提供理论依据。可以说，地方志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教科书。同时，传统方志文化蕴含的存史鉴今、资治辅政、教化育人、兼容并蓄等核心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价值观、治理观十分吻合。传统方志记山川、载人物、述风物、叙变迁的编纂体例，为新时代志书编纂提供了经典范式；以古为鉴、经世致用的价值追求，与新时代地方志资政育人使命一脉相承；直书实录、求真务实的修志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高度一致。 

　　第三，新方志的编纂需要“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指导。这就是“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在方志编纂法上的具体化。一方面，传承经典编纂体例、修志精神、文化内核，延续千年修志文脉。传统方志学的编纂注重实地考察、舆地与建置沿革、食货、文献互证等，这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从事实出发”高度对应。另一方面，摒弃传统方志中封建等级观念、唯心史观、脱离民生等糟粕，立足新时代价值理念、时代主题，创新志书篇目设置、记述内容、传播方式。比如传统方志多侧重官府政事、名门望族，新时代志书突出民生发展、基层治理、生态文明、红色文化，实现传统体例与时代内容的有机融合。因此我们需要对传统修志体例和方法做批判性继承，继承其综合记述、实地考察的优长，扬弃其封建等级色彩浓重的人物分类、谶纬附会残余、对底层抗争的遮蔽等局限，用新史观、新材料、新方法，写出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当代品格。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方志实践

　　地方志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大核心要素：一是物质文化，记载古建筑、古遗址、特色物产等文化遗存；二是精神文化，传承家国情怀、修身立德、崇文重教、守望相助等价值理念；三是制度文化，记录历代治理制度、乡规民约、礼仪习俗等人文规范。推动传统方志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传统方志文化新时代内涵与当代价值。 

　　（一）高质量党建引领地方志事业创造性转化 

　　创造性转化的关键是让传统方志的知识生产方式与现代社会的技术条件、治理需求、传播形态对接。高质量党建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发动机”和“转向器”的作用。 

　　第一，以党的创新理论统领方志编纂研究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地方志作为地域历史的“百科全书”，是学史知史、鉴古知今的重要载体。新时代修志工作，必须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审视历史、解读历史、记述历史，准确把握历史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精准梳理地域发展脉络，系统总结治理经验、历史教训，把党的创新理论融入志书记述、历史阐释、文化传播之中，实现以史铸魂、以史资政、以史育人。同时，要立足党的创新理论视角，引领方志文化研究阐释，深挖方志文献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基层治理经验、民俗文化基因、红色文化、廉政文化、乡土文化资源，提炼契合当代价值观的文化精神，推动方志研究从单纯史料梳理向理论阐释、价值提炼、实践转化跃升，让方志成果成为展现党的执政根基、基层治理成效的重要载体，赋能新时代文化建设。 

　　第二，高质量党建引领地方志事业坚守人民至上的理念。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间，每到一地必翻阅地方志，通过府志、县志了解乡情民俗、民生百态，强调读志用志要贴近群众、服务群众，为方志工作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树立了典范。地方志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深入挖掘整理方言、民俗、村史、家谱，编纂名镇名村志、特色风物志，举办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滋养人心、化育风尚，真正筑牢基层社会的文化自信根基。同时，推动方志资源惠民利民，打破“志书束之高阁”的困境，通过方志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让群众读志、知志、用志，从地方历史文脉中增强归属感、自豪感、凝聚力。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时代实践中，地方志系统组织编纂《中国扶贫志》《中国全面小康志》，推动省市县三级联动记述脱贫攻坚伟大功绩，以方志形式定格人民脱贫致富的奋斗历程，彰显党为民造福的使命担当，这也是地方志坚守政治方向、践行人民立场的生动实践。 

　　第三，高质量党建推动地方志的技术赋能。数字中国建设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李铁映同志在1995年就提出“要尝试用现代化手段储存资料，如计算机、磁盘、光盘、录像带等”，今天这一目标已在技术层面基本可实现新编志书数字化，部分地区已建方志数据库。全国地方志系统积极拥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实现从“纸本”到“数字方志”与“活态方志”的载体转化。如开展旧志整理数字化、方志资源知识图谱构建等工程，方志数据库与科研院所共享接口，方志馆向社会开放，方志成果以通俗读本、音频节目、短视频专题等形态进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浩如烟海的方志数据实现关联检索、智能分析，极大激活了其生命力。同时，挖掘整理旧志文献、地方古籍，开展方志文化研究、普及宣传，让传统方志文化融入当代文化建设、社会治理与群众生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方志文化的时代新生。 

　　（二）高质量党建引领地方志事业创新性发展 

　　创新性发展是地方志事业适应时代要求、激发内生动力的核心路径，也是高质量党建引领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高质量党建为地方志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推动地方志工作突破传统修志模式的局限，从单一的文献编纂向多元的文化建设、知识服务与文明传播延伸，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价值的迭代升级。 

　　第一，实现从封闭编纂到开放知识公共品的飞跃。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传统修志模式下，志书修成即入库封存，公众难得一见。创新性发展要求地方志工作在坚持政治把关和内容审核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实现知识公共性。地方志的“活起来”，体现在把志书中的地名变迁、水系改道、聚落兴衰做成可视化历史地图供城市规划参考；把志书中脱贫攻坚波澜壮阔的历程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口述史教育资源；把志书中地方红色资源名录嵌入党性教育路线；把“村志进学堂”做成青少年的乡土认同课程等。这些都不是地方志的附加功能，而是地方志作为公共文化品的本体价值实现。 

　　第二，实现从单一志书生产到方志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方志学作为一门中国独有的学问，恰恰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最具原生性的生长点之一。传统方志学虽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经验和体例规范，但在理论抽象和学科体系上长期滞后。新时代方志学要走出书斋里的校雠修补，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数千年方志传统中萃取精华，对中华传统方志文化进行科学辨析、扬弃继承与转化创新，打造出一套能够阐释中国修志实践，引领未来修志方向并能与国际学术界进行有效对话的原创性理论体系。 

　　第三，实现从本土文化传承载体到国际文明交流互鉴桥梁的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作为中华文明独具特色的文化，地方志在讲好中国故事、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中拥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来自异域的学者往往能从一部部具体的志书中窥见中国基层社会千年运转的密码，感受中华文明不曾中断的韧性与包容。新时代地方志工作应以宽广的国际视野，主动将方志文化海外传播纳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局。如编纂多语种方志选粹，充实海外中国学基础文献；依托数字方志平台，为世界理解中国发展道路提供深层历史逻辑，把方志文化所蕴含的治理智慧贡献给人类知识宝库。以地方志为媒介，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正是地方志从民族性走向世界性的时代使命。 

结 语

　　“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这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地方志两千余年的根基存在于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中，而其在新中国获得新生、在新时代谋求高质量发展，根本原因存在于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其一，政治方向是地方志事业的生命线。志书之“志”，首先须是正史之“志”，即正直、正道、正本清源。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地方志事业的根本遵循。其二，“两个结合”是推动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根本途径。第一个结合赋予方志以实践品格，即修志为用、服务当代；第二个结合赋予方志以文明自觉，方志自身即中华文明基因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连续性本身即为文化不断流的证明。其三，地方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系统性、延续性的传承载体与当代创新转化的实践平台。地方志需要在载体上数字化、在功能上活用化、在叙事上人民化、在学科上自主化，所有这些转化与发展，只有在高质量党建的统筹、把关、赋能之下，才能既不迷失方向、又不陷入僵化，真正实现把前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完整交给后人。 

　　（高质量党建引领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研究课题组负责人陈文学，成员杨建惠、杨卓轩、黄冠潼、帅禹熙、吴涵、杨原青） 

　　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6年第4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