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海风

曾异撰曾居住在三坊七巷丰井营巷一带。

《纺授堂集》序（部分）。

　　曾异撰（1591—1644）是明代闽都文人，字弗人，祖籍晋江，明万历十九年（1591）出生于福州南门斗中巷，明崇祯十二年（1639）举人。曾异撰为人有“奇气”，作诗出奇意。他性情耿介，以文章和气节而闻名。

　　（一）

　　据史料记载，曾异撰为遗腹子，家贫，母纺织授读。其性耿介，不慕仕进，曾应招参与修史而未成；善诗文，著有《纺授堂集》，曾为福州开元寺铁佛殿题

　　联，与曹学佺、许豸、凌濛初等文

　　人交游唱和。

　　庆城寺铁佛联“古佛由来皆铁汉，凡夫但说是金身”是曾异撰创作的楹联作品，写的是福州开元寺内重达10万斤的铁佛。该楹联通过“铁汉”与“金身”的对比展现独特意象，语言对仗凝练，体现了曾异撰诗文“奇气”的特色。该楹联作品收录于《纺授堂集》，现可见于《曾异撰的诗词全集》等文献。

　　根据资料，庆城寺铁佛联流传至今，存在“庆城寺铁佛联”和“开元寺铁佛殿联”等不同版本。

　　（二）

　　曾异撰家贫无住处，靠亲戚、朋友短期借居。从他诗文中“在家频徙宅”“一年再徙卜居频，陋巷萧然亦四邻……无家到处依朋友，有母何人代水薪”等内容可以看出他颠沛流离的困境。

　　明崇祯六年（1633）前后，曾异撰一家住在朱紫坊一条小巷里，临近法海寺和“学宫”，也靠近安泰河。

　　史料记载“其父为诸生，早卒。母张氏，以遗腹生异撰，日夜纺绩，口授诗书大义”“少时日在私塾读书，夜受母教燃灯自学，以文章、气节闻名乡里。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秀才，因家贫，当启蒙教师，得升斗之米养母。吴兴潘曾纮督学政，上其母节行，获旌于朝”“明崇祯十二年（1639），异撰中举人。崇祯十六年（1643）再赴会试”。

　　曾异撰还在娘胎里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沦为赤贫。他6岁时，母亲于灯下一边手纺劳作，一边口授，教他认字读书。尽管家中贫困，母亲仍教导他“持身以介，济世以仁，勿以贫困而有所徇私”。因此，日后曾异撰诗文集就有了“纺授”之名。饥荒之年，曾异撰一家老幼5口人全靠他母亲和妻子采薯叶掺合米糠、麦麸充饥，艰难地存活下来。

　　曾异撰家庭生活条件极差，租屋“择其巷陋而价廉者”，常被水淹。“雨水时至，则井竈泛然，与污池沛泽无异”，环境恶劣，老鼠、虱子肆虐。夜里，曾异撰的妻子甚至要为他捉虱子。曾异撰把这段经历写进了诗中：“夜寒扪又懒，人瘦虱偏肥。败絮吾相得，病身尔共依。”诗中的“人痩虱偏肥”非常形象地写出了他贫穷的处境。曾异撰还写道：“但使吾病减，饔餐汝亦微。喜无当世务，容尔在裈肥。”意思是，如果能使我减轻病苦，虱子你咬我都是小事，我可以容忍你们在裤子里养得肥肥的。

　　后来，曾异撰的妻子在饥寒交迫中不幸病亡。曾异撰上有老、下有小，艰难度日，“老母携一孙女，负一孙，上井灶”。曾异撰成名后，因自己依然穷困、未能让母亲安享晚年而深感悲痛，于是写下了《家母节孝行略》。

　　（三）

　　在常人看来，一个人活得如此贫困憋屈，如果有改善生活的机会，肯定要牢牢抓住。但是曾异撰却没有这样做。据《明史》记载：“长吏知其贫，欲为地，不屑也。”意思是，曾异撰的生活十分贫苦，地方长官想资助他，他却不肯接受。

　　曾异撰人贫志不穷，他在文章中写道：“人生不得行其志，虽生百年犹为夭。吾尝以此论高寿，期颐者多寿者少。……老当益壮穷益坚，……宁愿为瘦地穷谷之塞柯，不愿为粪壤肥田之小草。”这话的核心意思是：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即使活了百岁，实际上也算早就死了。按照这标准来说，真正的长寿者很少。他宁愿在贫瘠荒僻的山谷里做一棵瘦弱的树，也不愿在肥沃的粪土上做一棵小草。这是一种以“处境贫寒但品格独立”为荣、拒绝依附权贵换取安逸的人格追求。

　　曾异撰生活贫困，愤世嫉俗。他知道自己在旁人眼里就是一个狂人，写道：“穷贱余孤愤，或云我病狂……观世倦双眼，冠盖沐猴骄。”他认为自己空有远大志向却无法施展才华，对于世道失望之极，懒得睁开双眼去看。他讥讽某些掌权官吏像戴了官帽子的猴子，行径如同豺狼，还很骄狂。

　　曾异撰长期患肺病，自嘲为“肺子”，他在《送病》序中说：“昔人以文送穷，肺子以诗送病，病不去，而肺子之穷未有已也。”他在《山居漫兴》一诗中写道：“九年肺病嫌多食，数日医来禁作文。开室冻庖移馁鼠，临池寒砚倚僵蚊。”他在贫困病苦中过日子，他家的老鼠居然都饿死了，可见他生活之悲惨。

　　明崇祯四年（1631），曾异撰病情加重，已经无法外出教书谋生，原本就微薄的收入完全没了，一家人的生计没有着落。他病重时，在母亲的怀抱中苦苦支撑了七个昼夜，奄奄一息，命悬一刻。在贫病交加之际，曾异撰意识到，自己一直拒绝他人的帮助，坚持了20年，代价是老母亲陪着一起吃苦。他在文章中写道：“不愿以老母饥困，全二十年洁身修行之名。”他高傲的心性终究抵不过贫苦的现实，为了母亲，他痛下决心写信向官员求救。母亲却垂涕安慰他说：“小子得无有谒，小子从未肯受人恩。今以病困有请者，为家有老母也。小子释谒勿竟书，小子善病，我耐食糠覈。”知子莫如母，母亲知道他从来不肯接受他人的恩典，但现在因病困要向官员求救，是因为自己这个老母亲的缘故。她说，儿子啊，没有关系，你多病，母亲我也承受得起吃糠吞麸，你不要写求救信。

　　为此，曾异撰的内心反复挣扎，其痛苦是旁人无法理解的。他在为友人母亲祝寿的文章中提到，两人都有生活辛苦、艰难的老母亲，所以“有亲在而不可以不富贵……儿有母而不可以不富贵，儿有贤母而不可以不富贵”。从这些文字中，可以感受到曾异撰发自内心的苦闷。

　　在封建时代，像曾异撰这样的文人，大多数只有走科举这条路才有机会摆脱贫困。曾异撰的科举之路走得十分艰难，他25岁时考取侯官县秀才，此后连考20多年，年近五旬时才中了举人。曾异撰中举后，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在三坊七巷光禄吟台东侧泔液境“方井营”（今丰井营巷）居住。他修缮了自己的住处并将其命名为“纺授堂”。

　　后来，曾异撰两次考进士不第，最终在明朝灭亡之前去世，卒年53岁。他去世后，与其母张氏同葬于“福州西门外佛国山”（今鼓楼区后县路一带山上）。

　　《明史》未将曾异撰单独列传，其事迹附于《文苑》曹学佺传记后。

　　（四）

　　曾异撰的诗文反映了晚明福州的社会现实。这一点，在晚明闽都文人群体中是比较特别的。

　　晚明闽都文人大多是封建士大夫阶层，当时一些生活较贫穷的文人也依附于士大夫，充当清客、帮闲之类，他们陪伴有钱的士大夫群体集社、爬山、作诗、喝酒、会妓、唱曲、观剧，诗文中主要写一些风花雪月之事，赞叹美景，讴歌生活的美好。而曾异撰却像一个另类，他生活于社会底层，亲身经历了晚明时期吏治腐败、百姓濒临绝境的社会现状。曾异撰在文章中提到，闽北建州府是上级高官及士大夫到地方时的必经之处，所以当地的官员“犹有所顾忌，不敢放肆”，而汀州府偏处一隅，当地官吏“放手贪纵……横恣无忌”，沿海地区的豪恶缙绅一贯“私杖威于官箠，宦干登门，猛于公差”。

　　明崇祯年间，曾异撰两次北上进京参加科考，行走于中原大地。他将当时老百姓饿殍遍野的惨状以诗文的方式真实地记录下来，至今仍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明崇祯十三年（1640），曾异撰在归途中目睹中原老百姓挖草、刮树皮煮粥充饥的惨状，写道：“庚辰，公车南归，见燕、齐道中妇女拾薪无数，皆掘草刮树皮作粥……县胥已坐逋亡屋，俟有人归索税钱。”后半段的意思是，老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收税县吏还坐在逃亡之人的家里，想等此人回来后继续催收。

　　曾异撰经过山东时，在诗中写下了他所见的惨象：“野旷无青但有尘，空原时有孑遗民。人当见骨犹剜肉，树仅留皮亦裸身。饿眼干啼难出涕，菜容水肿不成颦。”这几句的意思是，空旷的荒原上，连草都被掘尽了，不见绿色，尘土飞扬。树木都被剥光了树皮，只剩光杆。一路上只见到一些形单影只的人，其中几个人瘦得像是身上肉都被挖去了。他们饿得干啼，眼睛已流不出眼泪，由于长期吃野草维持生命，脸部水肿变形了。曾异撰悲怆道：“路旁犬饱剩双殍，魄死犹惊悍吏呼。白骨若能官卖得，尚堪输抵未完租。”意思是：路边，野狗吃饱后，还剩下两具饿死者的尸体。亡人的魂依然害怕听见凶狠官吏的喝斥声。如果能把白骨卖给官家，也许还能折抵些没交完的租税。

　　“今之立朝者，欲为好官，则不能为好人；欲为好人者，则不能为好官。”这句话多被后人引用为“曾异撰借朋友之口”的论说。

　　综上所述，曾异撰的诗文作品深刻地揭露了晚明时期底层老百姓困苦的生活，对晚明社会、政治、时局和士林生态的记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福州晚报》（2026年10月10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