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兆云接受采访。石美祥摄
北京，10月28日，《高贵的匍匐：“龙芯之母”黄令仪》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如期举行。在钟兆云赴京之前，笔者走进他的办公室，在堆叠档案与书稿的书桌旁，对他展开一场独家深度专访。这是他传记创作四十年来，交出的第一部以女性科学家为主角的长篇传记。一本书，连接起一位已故的芯片拓荒者与一位深耕非虚构写作的作家。一句“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穿透纸页，照见一代人滚烫的家国信仰。
黄令仪，“中国龙芯之母”，亲历抗战苦难，少年立誓以身许国，投身“156工程”，伴随新中国微电子事业从荒芜走向破土。花甲之年再度出征，与胡伟武并肩攻坚，造出龙芯系列国产CPU，直面芯片领域“卡脖子”困局。2023年国科大毕业典礼，党委书记、校长周琪院士念及她的遗言当场落泪，让这位默默耕耘大半辈子的科研人，走入大众视野。而钟兆云的《高贵的匍匐》，不只是记录一位科学家的技术功绩，更是打捞被科研身份遮蔽的文学梦、少年志，还原一个平凡而灵魂高贵的血肉之人。
管澍：最初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接受《高贵的匍匐》这部传记的邀约？
钟兆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前后四次向我发出写书邀请。最开始，我因为公务缠身、创作排期紧张，三次都婉言谢绝。一般来说，被拒绝三次，很多邀约就到此为止了，但编辑没有放弃，依旧执着相邀。
某个周末，我妻子在书房听到我和编辑通话，她看过黄令仪的相关报道，跟我说这个人物非常值得书写。这句话触动了我。到了我这个年纪，判断要不要投入一部传记创作，标准很简单：接触材料之后，我会不会落泪，泪点就是我最后的试金石。
2025年春天，我终于应下这份邀约。现在回过头，反而是我要感谢出版社这份不依不饶的坚持。正是这份执着，才有了这本书，也让我四十年传记创作生涯，收获一份小小的圆满。
1986年我写出第一篇传记，巧的是，广西师大出版社也迎来建社四十周年。我的笔下，刘亚楼、邓子恢、叶飞、项南等革命前辈、历史人物辜鸿铭、国际友人塚本幸司、少年陈祥榕等都写过，唯独缺少分量厚重的女性长篇主角。黄令仪这本书，让我笔下人物实现古今中外、男女老少齐全，对我传记创作生涯来说，是一个小圆满。
管澍：这是您第一部以女性作为核心传主的长篇作品，对比您过往笔下其他人物，黄令仪给您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钟兆云：过往我写军人、公仆、国际友人、历史名士，他们的人生舞台很多时候是在聚光灯之下的。而黄令仪不一样，她大半辈子埋首实验室，多数时光隐于幕后。她不是只有科研理性的技术符号，是精神力量、文学情怀、女性力量集于一身的人。
世人记住她，大多是芯片攻坚的功绩，但剥开科学家外壳，她内心丰沛柔软。我拿到她留存的日记，刚开始字迹潦草模糊，几乎辨识不出。我带回复印件，一遍一遍研读，慢慢读懂她的一生，几乎可以辨认每一行字迹，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少女时代她就怀揣作家梦，想写反映侵华战争的小说，晚年还计划写自传，想把所见所思留给后人，作为一份真实纯正的历史见证。但是科研天职摆在前面，所有个人爱好，都要让位为国铸盾、为民造福。她这一生唯一的“失信爽约”，便是没能写完属于自己的自传。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我替她圆了生前未了的作家梦。
管澍：在您的采访写作过程中，胡伟武先生提供了大量一手史料，能否谈谈胡伟武眼中真实的黄令仪？
钟兆云：龙芯中科董事长胡伟武百忙之中抽出很长时间接受我的采访，向我敞开很多龙芯发展史上秘不示人的内心衷曲，初稿出来，他读完还短信告诉我读得热血沸腾。两个人相识时，胡伟武33岁，黄令仪已是66岁。龙芯2号问世后，胡伟武曾劝年事已高的黄令仪，不必冲在一线，指导后辈即可，她脱口而出那句震撼无数人的话：“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管澍：书名定为《高贵的匍匐》，“高贵”与“匍匐”，这两个词如何理解？
钟兆云：无数个夜晚，我散步仰望星空，“匍匐”二字一直在心底盘旋。一开始我拟名《匍匐者》，取自黄令仪那句振聋发聩的话，但觉得这还不足以承载全部敬意，最终定名《高贵的匍匐》。出版社看完，也说这个书名无可替代。
何为匍匐？当下不少人选择躺平，不愿意躬身付出，更谈不上为民族国家躬身奉献。匍匐，不是卑躬屈膝，是沉下心，甘于沉到泥土之中，不计光鲜，不计名利，脚踏实地默默耕耘。黄令仪一辈子，就是这样持之以恒匍匐向前。
何为高贵？世俗语境里，高贵常常等同于地位、身份、财富。可有些人身份显赫，灵魂却污浊不堪。黄令仪的高贵，无关身份头衔，是灵魂层面的高贵。不只是有趣的灵魂，而是高贵的灵魂。把名利踩在脚下，一生以身许国。1951年，还是高一学生的黄令仪戴着团徽站在桂林尧山，目睹烈士遗骨写下自己的报国之志：愿以生命和鲜血建设您、保卫您。少年写下的誓言，她用整整一生践行。这便是高贵的匍匐。
管澍：深入走进黄令仪的精神世界，为她立传，对您自身有着怎样的意义？
钟兆云：寻访她桂林全州的祖屋、求学的武汉、奋斗大半辈子的北京。走进她旧办公室，墙上还挂着她的遗照，目光澄澈明亮。翻看日记手记，看到她写水仙花盛开的喜悦，看到她摘抄的诗句，还看到鲁迅肖像旁她小小的照片。
写作的一年多，对我而言是一场精神的洗礼、陶冶。传记写作，并不只是我单方面为传主树碑立传。在挖掘她人生的过程中，我不断被她的信念打动。黄令仪身上彰显强大的“她力量”，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女性科研工作者沉默厚重的奉献，值得被看见。
我希望读者看到的，不是被神化的英雄。她是真实平凡，但又不平凡的爱国者、科学家。有爱好，有文学向往，有战乱留给她一生的伤痛——逃难路上，她弟弟不幸离世，这件事成为她长久的心结。同时又有着无比坚定的信仰，写下“我必须完整地属于这个党”。读完这本书，我们照见的，也是我们自己的初心。
管澍：回望《高贵的匍匐》全书，您最想留给读者怎样的启迪？
钟兆云：黄令仪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人不一定都要站在万众瞩目的高处，当你愿意把个人得失放在身后，愿意为祖国匍匐奉献，把理想付诸日复一日的坚持，平凡生命，一样可以拥有顶天立地的人格。
她留给我们的启示，无关职业。无论身处什么岗位，都可以守住灵魂的高贵。持之以恒匍匐，就是高贵，你肯定愿意为祖国匍匐。
走出钟兆云的办公室，窗外榕影婆娑。黄令仪已经远去，但那句滚烫的话语，经由钟兆云的笔，再度流传。所谓高贵的匍匐，是把理想扎根泥土，把信仰扛在肩头。时代依旧需要这样的精神——甘于匍匐的追光者。
（管澍）
《福州晚报》（2026年11月2日 A07版 二梅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