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0月8日，“长征精神与福建苏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龙岩举行。来自省内外的10位党史军史专家结合研究成果、紧扣研讨会主题作交流发言。本报今日予以摘登。

闽西：中央红军长征重要出发地

陈宇

依据权威党史文献、地方志与当事人回忆，长汀、宁化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出发地和重要战略支撑基地，在长征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福建苏区是长征先遣行动的战略后方。1934年7月，为调动国民党“围剿”兵力，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入闽作战。闽西苏区全力做好后方保障，筹措粮草、搜集情报、安置伤员，地方武装配合作战，红九军团担负护送任务，为先遣行动提供坚实支撑，也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积累了作战经验。

闽西苏区倾其所有，为长征储备充足物资与兵员。长汀有“红色小上海”之称，是中央苏区经济中心，聚集大批公营军需企业，红军第一套统一军服便诞生于此。长征前夕，当地工厂加班赶制斗笠、被服、绷带等军需物资，保障部队出征所需。宁化被誉为“红色粮仓”，1929至1934年累计捐粮20余万担，还筹集银圆、布匹，组织大批担架、运输队伍。土地革命点燃群众革命热情，父送子、妻送夫参军蔚然成风，大批闽西青年投身红军，为东线红军集结出征筑牢人力物力根基。

松毛岭阻击战打响长征前东线最后大战。1934年9月，4万国民党东路军进攻中央苏区东大门松毛岭。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闽西地方武装等将士浴血奋战，以巨大牺牲迟滞敌军进攻，为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争取宝贵时间。此后红九军团在此召开群众告别大会，部分地方武装随队出征。

中央红军长征是多点集结、分路开进的军事行动，并非单一地点出发。红九军团从长汀中复村启程，是中央红军较早踏上长征的主力军团，不走于都渡河路线，经多地机动后渡濂江离开中央苏区。驻守宁化的红三军团第四师等1.4万余名红军，从驻地出发向于都集结后开启战略转移。195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的注释，已将长汀、宁化与瑞金、于都并列为长征出发地。从各防区机动撤出，是长征出发的首要环节；渡过于都河，则是主力集结转移的最后环节，二者不能相互替代。

转入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南方革命火种。中央主力红军开拔后，闽西军民继续顽强阻击来犯之敌，延缓敌军占领汀州、瑞金的进程，减轻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突围压力。共有近3万名福建子弟兵参加长征，约占中央红军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在湘江战役中，以闽西子弟为主的红三十四师担任全军后卫，几乎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历经万里征途，抵达陕北的闽西战士仅2000余人，付出了巨大牺牲。

闽西为长征胜利作出重要贡献，是支援主力转移的关键战略基地，为长征输送大批骨干力量，以持续作战牵制敌军，服务长征大局。这段历史带给我们深刻启示：坚持党的领导是红军战胜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人民是革命的力量源泉，艰苦奋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是克敌制胜的精神密码。

瑞金、于都、长汀、宁化各有历史定位，共同构成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完整历史图景。今天重温闽西长征历史，就是要传承老区红色基因，将革命精神转化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强大动力。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原战略部研究员）

充分认识福建在长征中的历史贡献

刘大可

万里长征的壮丽史诗，镌刻着厚重的八闽印记。

福建是中央红军长征重要出发地。195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记载，中央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长征“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1934年10月7日中革军委下达转移电令后，红九军团、红三军团第四师一部等分别自长汀、宁化出发，向瑞金、于都集结。中央红军各部接到命令后离开原有驻地，这些驻地即是他们的长征出发地。

福建是中央红军开展长征先遣行动的战略后方。1934年7月开始，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6000余人挺进闽浙皖赣边区，牵制了10余万国民党军，震动了福州、杭州以至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在一定程度上策应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及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

福建苏区民众为中央红军出发长征作出倾力准备。一方面为长征补充了大量兵员，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福建子弟兵近3万人，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为长征准备了大量军需，提供了财力物力保障。

福建子弟兵的英勇善战为中央红军长征打开了胜利通道。由刘亚楼任政委的红一军团第二师是中央红军的先头师，其麾下杨成武任政委的红四团和王集成任政委的红六团都是著名的先锋团。主要由闽西子弟兵组成的红三十四师，在湘江战役中担任后卫，几乎全师阵亡，被誉为“绝命后卫师”。

福建苏区军民的顽强阻击和坚守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松毛岭战役作为长征前夕最后一次大战，为红军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留守武装顽强阻击，使国民党军直到11月2日才进入长汀城，10日才攻陷瑞金。留守武装在福建开辟六块游击区，从战略上配合策应了长征。

回望长征的奋斗和牺牲，我们既要读懂长征胜利背后深刻的历史逻辑，更要清晰认识到，深化长征史研究，是新时代全省社科理论界共同的时代命题。

一是创新研究视角。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多维切入，考察苏区社会结构、民众生活、扩红支前、经济运行、后勤保障、教育文艺、红色宣传等内容，探析客家精神与苏区、长征精神的熔铸。

二是拓展研究方法。开展田野调查与口述史料采集，兼顾宏大叙事与微观考证，聚焦具体人物、事件与社会细节，提升研究的鲜活度。

三是搭建跨区域协作平台。依托福建红色文化研究中心，推动建立长征沿线党史方志部门常态化联动机制，系统阐释长征全域历史。推动研究成果融入干部教育、思政教学与社会宣传，让长征精神浸润人心。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新时代新征程，要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必须大力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筑牢信仰之基，厚植为民情怀，发扬斗争精神，坚持实干担当，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贡献智慧力量！

（作者为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主任、教授）

长征从福建最远的地方开始

王松

瑞金、于都和长汀、宁化都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中央革命根据地主要包括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两大区域，两大区域紧密相连。中央红军常年在赣南、闽西转战，分驻各地的8万多人的红军部队战略转移，必然从赣南、闽西驻地分别实施。

1935年10月，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红军长征的情况，明确指出红军长征“跨越”福建、江西、广东、湖南等省，福建为红军长征跨越的第一个省。斯诺《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明确指出，福建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1951年版《毛泽东选集》的注释明确指出，中央红军长征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福建为长征经过的11个省之首。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是中国革命战争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性、全局性意义。它是在党和红军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历史背景下，党领导红军实施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战略转移。中央红军长征，事实上开始突破“左”的军事指导束缚，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运动战代替“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

（作者单位：解放军原军事经济学院党史政工教研室）

长征精神国际传播的话语转换突破路径

姚玉珍

长征胜利90周年，推动长征精神跨文化传播，话语转换是关键。

长征精神国际传播话语转换有三重价值意蕴：一是推动政治符号现代性转译，将“红军”“四渡赤水”等转译为人类普遍叙事；二是促进文化资本跨语境流通，从“具体化”转为“客观化”；三是实现战略叙事范式重构，将长征史诗重构为阐释中国道路与全球治理的“现代性与未来性宣言”。然而，当前话语转换面临着四重困境：一是语境疏离，传播单一，主要依赖官方外宣渠道；二是叙事宏大，新型媒介运用不足；三是亲历者等缺位，容易陷入“官方独白”困境；四是单向输出，缺少互动反馈，忽视受众创造性。为此，需要着力在四个方面去突破：一是构建共识性网络场域，从“文化飞地”走向“全球广场”；二是实现具象化故事叙事转换，从“宏观理念”走向“微观情节”；三是打造魅力型话语主体，从“官方独白”走向“多元合唱”；四是构建长效型接受主体解码，从“单向灌输”走向“互动共创”。

（作者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教授）

长征精神的国际传播

曾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开展长征精神国际传播研究，是讲好中国革命故事、建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课题。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长征叙事，是特定历史语境下中国共产党与外界双向互动、共同建构的成果。长征胜利与民族危亡构成长征叙事的历史基础，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封锁与污名化宣传催生对外话语体系构建需求。中国共产党则依托早期对外交往机制，主动邀请斯诺来访，借助其外国记者身份，打破国际社会认知偏见，形成兼具真实性与政治性的长征精神叙事文本。《红星照耀中国》以鲜活采访细节诠释了长征精神的内核，集中展现坚定理想信念、不惧牺牲救国救民、坚持实事求是、严守纪律团结奋斗、坚守人民立场的精神特质，以具象化叙事替代抽象说教，实现革命精神的跨文化传递。《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多语种版本在全球的广泛发行，推动国际社会重新认知长征。海外读者将长征视作人类英雄史诗，认可红军抗日先锋角色，重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实现长征精神跨越国界的传播，从而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提供经典范例。

（作者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古田会议与遵义会议

吴明刚

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和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都是名载史册的党的会议。二者有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如都是在党和红军面临重要时刻召开的，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和行动的关键节点，都有一个重要历史决议作基础等。

不过，古田会议、遵义会议在会议层级、议题、历史影响等方面也有明显的不同。其中，古田会议是红四军的一次党代会，是地方层级的党代会，中心议题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所针对和解决的问题，尽管是面向红四军，却解决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大问题，且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并逐渐被全党和红军普遍认同和接受，这是古田会议的不同凡响之处。而遵义会议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央层级的会议，主要议题集中解决的是当时最急迫而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适时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真正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阶段。

（作者为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

北上抗日先遣队对闽浙皖赣地区革命斗争的影响

杨占城

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派出由红七军团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6000余人，从而拉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先遣队沿途经过了闽东、闽北、浙西和浙西南、皖南和皖赣边、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他们在军事、政治、群众动员等方面互相依存、紧密联动，形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根据地党组织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和广大民众，在提供休整、补给、情报和兵员补充等方面，为先遣队的北上行动提供了支持。同时，先遣队通过群众大会宣讲、街头演讲、散发和张贴传单、书写标语等形式，用北上抗日的行动和宣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鼓舞了沿途军民的斗志，推动了沿途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对指导促进闽浙皖赣地区的革命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先遣队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他们历时6个多月，行程5000余里，进行主要战斗30余次，谱写了一曲雄伟壮烈的英雄战歌。他们牵制了闽浙皖赣4省10余万国民党军队，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以至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在一定程度上策应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及中央主力红军战略大转移，在红军长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为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研究二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三明在长征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贡献

罗劬

三明这片被毛泽东诗赞“风展红旗如画”的红土地，在长征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长征前夕，三明儿女从人力、物力、财力全方位支援红军战略转移，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三明是第五次反“围剿”重要战场。1934年年初起，红军在三明境内打响了铜铁岭、大洋嶂、邱家隘、将军殿等一系列阻击战，在装备悬殊的条件下顽强御敌，为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三明宁化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四个出发地之一。驻守宁化的中央主力红军约1.4万人，先后从凤凰山、曹坊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主力红军长征后，红九团、闽北独立师在永安、建宁、泰宁、将乐一带不断出击，袭扰敌军，迫使国民党军队留置大量兵力守备后方，无法全力西进追击主力红军长征部队，从战略上有力策应了长征。

三明在长征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踊跃参军扩红，筑牢人力保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明共有3.7万人参加红军，1.12万人踏上长征路，绝大多数将士血洒疆场，成为无名烈士，最终抵达陕北的仅剩76人。二是筹集军需物资，夯实物力支撑。长征前夕，宁化、建宁、将乐、明溪等县群众节衣缩食支援红军。苏区妇女日夜赶制军衣、草鞋等军需物资，为红军集结转移筑牢物质基础。三是募集作战经费，提供财力支持。宁化、建宁、泰宁等县群众通过购买公债、退还公债、节约捐献等方式筹集经费，缓解红军经费紧张的局面。

（作者为三明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

闽西在红军长征中的历史贡献

朱廷彬

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时，队伍中有2万多闽西儿女。任中央红军总后卫的红三十四师，6000多人主要是闽西子弟，湘江一战几乎全师牺牲。回望长征历史，作为中央红军长征重要出发地的闽西，主要有六大历史贡献：一是积极扩红借谷筹物，充实了中央红军长征力量和物资装备；二是在松毛岭英勇阻击国民党军队，赢得了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宝贵的准备时间；三是接防中央主力红军阵地，迷惑、迟滞敌人，掩护了红军战略转移；四是闽西子弟兵在长征中英勇战斗，付出了重大牺牲；五是留守闽西的队伍灵活开展游击战争，有力策应了红军长征；六是传承老区苏区优良传统，共同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老区不老，风华正茂。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就是要传承闽西红色基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聚力建设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深入实施“工业强市、城市提质、山水龙岩、融湾入海、平安共富”五大发展行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奋力谱写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龙岩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

客家文化与长征精神

杨玉凤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这一论断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对百余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高度提炼。在长征中，数万客家子弟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客家文化精神经过革命实践的淬炼，完成了从传统族群品格向现代革命精神的历史性蜕变，这一转化机理可从三个层面把握：

其一，价值升华：从宗族伦理到阶级觉悟。客家文化中的族群担当，最初以宗族共同体为基本半径。马克思主义传入后，通过土地革命、阶级教育，将客家人的家族认同转化为阶级认同、将宗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从“万福攸同”的宗族福愿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完成了价值层面的升华。

其二，实践淬炼：从生存韧性到革命意志。客家人千年迁徙形成的生存韧性，在长征的极端环境中升华为革命者的坚韧意志。客家子弟之所以能承受超乎生理极限的考验，既靠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支撑，也靠族群文化基因中“自强不息”的精神底色。

其三，组织再造：从宗族团结到革命纪律。客家社会的宗族组织性，经过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改造，转化为革命军队的高度纪律性。

（作者单位：龙岩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