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常飞
位于晋安区鼓山镇前屿村的阮公祠（资料图）。记者 陈暖 摄
南朝刘宋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第一个朝代，这个朝代听起来不是那么耳熟，但人们对这个时代的人物并不陌生，比如说谢灵运、刘义庆、鲍照、裴松之等，这些文化名人的故事被不断传述。
由于阮弥之史料稀少，长久以来在历史上淡漠无闻，但他的一生却关联着福建文教事业的发端。阮弥之曾在福州乌石山办学。清谢道承等纂《福建通志》（卷15）“祠祀”载：“元嘉间，郡俗不知礼义。弥之至，兴学校、正风俗、平洞夷海寇之乱。殁而郡人思之，祠祀乌石山之旁。”文献记载虽仅片楮，却也证明其人功绩——在混沌的闽中世界里，注入了一道鲜活的文化源泉。
刘宋时代，战乱频仍，朝廷内部成员勾心斗角。在文化发展层面，当时全国多数地方都未“开化”，许多地方的文教事业也正等待有识者来开创基业。在福建地区，阮弥之就是这样一位人物。鉴于其人历史功绩，后人尊奉他为“七闽人师”“闽瓯师表”。所谓“七闽”，是古代闽地代称，它不是行政区划的定数，而是出自周代朝廷在闽“所服国数”，即当时闽人所立七个方国（部族）；所谓“闽瓯”，其地域范围包含闽地及浙南一带，当时闽族人分布范围包括闽中地区及周边的浙南、粤东和赣东南等地。
先贤遗迹
阮弥之有功于社会、百姓，“闽人食其德，立祠祀之”。他在福州的遗迹尚存两处，一在乌石山，一在晋安区阮公祠。虽事隔久远，但从史籍中仍可发现隐微信息。
最初的阮公祠建在乌石山南麓。关于此祠兴建时间，笔者根据郭柏苍《乌石山志》中“男女痛哭之声不绝于道，塑像奉以为神”等语推测，当在阮弥之逝世后不久。该志也提到祠中还曾祭祀明代抗倭将领阮鹗。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六月，因“雨暴山崩”导致祠宇倾圮，“片瓦只椽，杳不可见”。
福州乌石山风景清逸，文化底蕴深厚，可谓是文化圣山。古时遍布名居、园亭、山房，书院也有不少。文人登山游赏，留下诗文题记，他们用文采点染山中风景，那些文字也留住了那段历史。可惜随历史演进，许多建筑早已不存。与乌石山有关的历史名人不胜枚举，山上曾有过的名人祠、学祠、神祠等建筑，就算是文史专家怕也记不清、数不过来，但论历史名人遗迹，当以阮公祠为最早。今人不应忘记这位先师，毕竟他在这座山中写下了最具人文色调的一笔。阮弥之办学于乌石山，使“俗未知学”的福州出现“家有诗书，市无斗嚣”的局面，流风影响全闽。
乌石山阮公祠倾圮后，遂移至“归善里”（今晋安区鼓山镇前屿村）。清乾隆十一年（1746），福建巡抚周学健重修过一次。另据相关资料记载，乾隆二十四年（1759），亦有重建或修葺事宜。“道光中，遭飓风推倒三进”，据今祠“道光十九年，本乡重建立”楹刻，推知当在此时。至光绪年间亦有重建，具体事迹不详。民国年间，阮公祠改为学校。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作为“福建人民革命大学”第一分部三班校舍使用。今建筑为土木结构，基本保留清代重修后的整体格局。
诗礼传家
据阮氏族谱等文献记载，阮氏是伏羲氏之后，阮隃伯之胤，皋陶伯益之裔。此一族为“中州士族”翘楚，如“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竹林七贤”中阮籍、阮咸等皆史上有名。阮氏家族重视文教，代有俊彦。而就阮弥之近亲而言，也堪称为官宦世家。阮弥之祖父阮佣，官至主簿；他的叔公阮宁，曾任鄱阳太守、黄门侍郎等职；其叔公阮普，曾任骠骑谘议参军；而阮弥之父亲阮歆之，曾任御史中丞等职。其堂叔辈，亦多显宦。阮氏家风与阮氏名人史生动诠释着“诗礼传家”的文化内涵。正如史学家陈寅恪所说：“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
家风的传承有时是靠一篇精练整饬的家训文章，有时是族中长老、父兄的谆谆教诲，有时也浸染于家族先人的光辉事迹，从而传承一种榜样力量。阮氏后人也通过祭祀的形式，不断向家族、向社会传递着阮弥之精神。今天，我们称晋安区的那座祠作“忠惠阮公祠”，大门横额一块石匾书写着“钦赐葬祭忠惠阮公祠”。这九个字中潜藏着一段阮弥之为国家、人民尽职尽忠的事迹，也蕴含着一个家族的荣耀，牵系着一种儒家道德精神。从“钦赐葬祭”到家族祭祀，正代表着一种文化的不断延续。钦赐葬祭，指的是阮弥之逝世后帝王赐葬，以及古代官方在阮公祠中举行的春秋祭祀。春秋祭祀属于“大祭”，春祭一般在清明节，秋祭在重阳节，也有在春秋季节中某个特定时间的。唐宋以后，许多为政一方的循吏名宦，普遍被各地民众立祠祭祀，而明清两代时，祭祀名宦业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阮弥之是历史名臣，在古代社会中对他的祭祀属于“官祭”。在民间认知中，人们把阮弥之的地位等同无诸和王审知，认为在福州历史中可享受“春秋二祭”待遇的古人只有这三位。这样的现象也足以证明阮弥之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
中国是礼制大国，祭祀与治国联系紧密，所谓“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记·表记》言：“率民以事鬼神，先鬼而后礼。”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文明制度基础。祭祀礼仪由来已久，它借助仪式使政治措施得以推行，也起到风化社会的作用。对于一个家族而言，祭祀是对先人的纪念和缅怀，后裔通过祭祀仪式怀想先人的事功、品格、精神，这是祭礼文化内涵，这样的过程也体现古代礼制精神。阮弥之一生忠国惠民，他的事迹对于后世阮氏族人有精神鼓舞之作用，后人也为他的事迹而感到骄傲。曾经有一位阮氏后裔作文赞颂其先祖，写道：“闽都太始祖弥之公像赞：维兹闽土，昔为沦荒。明明我祖，师表一方，井田学校，功德无疆。上下千古，俎豆馨香。世运代谢，俾炽而昌。春秋瞻礼，遗貌煌煌，有三不朽，山高水长。”这里所谓“三不朽”，指立德、立功、立言，也可以指阮弥之在闽地的三大贡献，即兴教办学、抵御洞夷、倡耕劝农。
为政留声
南朝刘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原东晋大将刘裕废掉东晋皇帝，自己称帝建宋。至隋开皇九年（589），杨坚灭陈，南方历经宋、齐、梁、陈四个朝代，都城均设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史称南朝。而刘宋朝是南朝时期疆域最大、统治时间最久的政权。虽如此，但内忧外患重重。阮弥之为官政事不殆，只可惜关于他的历史记载并不多，现据资料简述其在交州刺史任上的事迹：
元嘉年间，当时林邑王范阳迈曾派遣使节向刘宋朝廷进贡，贡品简陋，而且还不断犯事扰边。于是宋文帝刘义隆派交州刺史檀和之讨伐林邑。后来阮弥之任交州刺史时，也曾出征林邑。黎崱《安南志略》（卷9）“阮弥之宋交州刺史”条记述该事：范阳迈出外，其将领七千人先袭区粟城，“弥之泛海遇风，三日无顿止所，夜遇贼于合浦。阳迈部船五百来战，弥之射中阳迈舵工，船败纵横，单舸接得阳迈而遁。弥之遇风溺百余里，难以制胜，遂引师北还”。
南朝元嘉二年（425），阮弥之任昌国郡守，他与福建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江南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原来就比黄河流域落后，从西晋末年起，北方大批士民向南迁移，带来了相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同南方劳动人民共同开发江南地区，兴修水利、开辟田地。至南朝后期时，广东、福建、江西地区的各族人民联系密切，融合速度加快，遂使农业不断发展。这为阮弥之提供了开发福州、发展福建经济文化的条件。福建地区西北连山，东南滨海，故能保境自安，但洞夷山寇的侵扰则难以避免。宋文帝时期，闽北一带存在大量占山为王的盗寇，聚众叛乱的事情时有发生。如陶潜《搜神后记》就记载道：元嘉元年（424），建安郡山贼百余人破郡治，抄掠百姓资产、子女。阮弥之在郡守任上“设方略御之”，有效遏制了福建地区洞夷海寇猖獗肆虐的现象。同时，闽地偏僻荒远，农业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长期以来多为中原贵族、百姓有罪者流放之地，阮弥之奉政入闽后也极其注重农事，组织人员开拓阡陌，教民稼穑，遂使农业得到发展，改变了闽地蛮荒景象。历史记载，宋文帝刘义隆曾遣散骑常侍袁渝至福州观察吏政，访求民情，“弥之历陈损益”，当朝廷得知其政绩后，想提拔他担任京官，后因百姓挽留不果。这些事迹足以证明阮弥之公忠体国，百姓深受其惠。
元嘉十三年（436），阮弥之逝世，朝廷赠资政大夫。
关于阮弥之的谥号不能不提。谥号是对人一生善恶是非的定评。阮弥之谥号“忠惠”，这是历史给他的定评。《潜夫论》云：“人臣之誉，莫美于忠”，该书对“忠”“惠”二字描述为：“柔质慈民曰惠，爱民好与曰惠”，“危身奉上曰忠”。忠、惠二字在传统文化中有其特定含义。“忠”，表现为赤诚无私，对国家、事业尽心尽力，竭诚事君而无二心，危身奉上，险不辞难。其字的内在含义包含“敬”“爱”“竭诚”“敦厚”“中正”的行为与品质特征。
深入了解阮弥之，有一人亦不可不提。那一事件足以诠释阮弥之精神。郭柏苍《乌石山志》载，阮弥之“闻上杀檀道济，竟叹息忘寝食，以忧卒”。檀道济乃刘宋开国元勋，文帝患病时，因忌其威名，故召还杀之，事在元嘉十三年（436）。阮弥之为此而忧虑刘宋朝前途。赵翼《廿二史札记》载：“宋武以猜忍起家，肆虐晋室，戾气所结，流祸于后世。”刘宋开国君主刘裕重用兄弟子侄，对异姓文武官员不信任。叶适在《习学记序目》中批判说：“子弟孩抱，皆使驱驾士大夫，既不足以镇系人心，徒扇动同异，反叛屡起，上下猜妨，过于庶姓，国祚长短，竟何所较。”公元424年，谢晦等废掉荒淫失德的宋少帝刘义符，后将其杀害。接统绪者是宋文帝刘义隆。刘义隆（407—453）为刘裕第三子、宋少帝刘义符之弟，其在位时延续宋武帝治国方略，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于是社会经济、文化日益发展，史称“元嘉之治”。《宋书·文帝纪》评价这段时期：“内清外晏，四海谧如。”宋文帝在国家管理方面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如重视人才选拔、整顿吏治、平理诏讼等。这些都有利于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在政治上，他以晋为鉴，强化皇权集中。但因畏忌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四位顾命大臣的威望，担心他们功高震主，于是先后将他们杀害。他实行加强皇权措施的种种手段，一方面使东晋时期“主威不树，臣道专行”的局面终结；而另一方面也因滥杀功臣，导致刘宋王朝精英缺失，最终走向灭亡。檀道济为当时不可多得的将才，史上著名的“唱筹量沙”典故即指此人。元嘉二十七年（450），宋魏关中之战爆发，刘宋朝缺乏善战者而失利。宋文帝“登石头城望，甚有忧色”，谓若道济在，岂至于此！此战后，刘宋由盛转衰，而他自己后来也被太子刘劭杀害。当时“智士”遁迹草野，明哲保身，远离险恶仕途。宋文帝为防止刺史藩王扩大势力，遂频繁调动州刺史，不少刺史一年内两次迁换，南兖州元嘉二十一年（444）更换三任刺史，当时许多贤良不愿出仕为官，想来与刘宋朝的管理举措不无关系。
阮弥之因檀道济之死而心感悲痛。最后，他也因此“叹息忘寝食”。史料中“以忧卒”三字，道出了他忧愤而终的命运，也阐释了他的人格及文化教养。阮弥之的死是为正义、正道而献身。他惋惜檀道济，也为刘宋朝的前途感到悲哀。
《福州晚报》（2026年11月10日 A06版 闽海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