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晓声

10月15日，海军福州舰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家乡人”——不少市民穿上了自己购买的海魂衫前去参观。记者陈暖摄

　　福州舰归乡的时候，闽江正把秋天的光缓缓送向大海。

　　舷号137，现代级驱逐舰，导弹发射架已换成国产装备。它驶入马尾附近水域的那一刻，岸上一位退役45年的老兵抬手敬礼。他看见的不只是一艘军舰，而是一条江与一片海之间，从未断过的百年涛声。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中国第一艘自制蒸汽兵轮“扬武”的模型（资料图）。记者林双伟摄　　

　　（一）

　　福州与海军，几乎是宿命般的相遇。1866年，左宗棠、沈葆桢在马尾办起船政，造出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蒸汽轮船，也办起中国第一所海军军官学校。从那以后，福州人便一代接一代地把自己交给海。船政的课堂里走出多少年轻面孔，中国的海疆上就留下多少没有归期的名字。

　　1874年，沈葆桢率福建水师横渡海峡，驱日保台。那是中国近代舰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征。福州的海军故事，从一开始就不只属于福州。

　　然后是一次又一次的沉没。1884年马江海战，福建水师在不到一个钟头里几乎全军覆没。“扬武”号下沉时，枪炮官容尚谦还在指挥艉炮开火；“福星”号管驾陈英站在驾台上喊：“男儿食禄，当以死报。今日之事，有进无退。”那艘五百吨的小炮艇冲向敌阵，再没有回来。十年后甲午，北洋海军12艘主力舰的管带中，11人出自船政。“经远”舰管带林永升，福州侯官人，中弹破脑而亡；大副、二副、三副在一个小时内接连冲上舰桥，全部倒下。福州子弟的血，洒在黄海，也洒在每一片他们试图守住的浪涛里。

　　但福州人没有只留下悲壮。

　　1923年，一个福州人走进烟台海军学校，在海军中播下了第一颗红色的种子。他叫王荷波，早年当过水兵，两个弟弟也在海军服役。他在烟台海校发展了一名青年学生入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军中发展的第一个党员。那个学生叫郭寿生，闽侯人，1916年以福建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烟台海校。王荷波自己，则在1927年被捕牺牲，但他播下的那颗种子，还在海军深处生长。

　　1926年，王荷波回到福州，策动北洋政府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参加国民革命。

　　陈季良也是福州人，后来在1937年的江阴海空战中，率舰队死守长江50多天，“平海”“宁海”相继被炸沉，他移驻“逸仙”舰，挂出司令旗继续指挥，腰部中弹，站起来接着打。一名观战的德国顾问说，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他见过的最惨烈的海空战。

　　（二）

　　而在这条江的更上游，是一群福州人，选择与一艘老舰一同沉入长江。

　　1938年10月24日，武汉会战已近尾声。中山舰奉命在武昌金口江面警戒，全舰只剩5门火炮和3挺高射机枪。下午3时，6架日军轰炸机从舰尾方向穿出云层，直扑下来。舰长萨师俊——福州雁门萨氏，萨镇冰的侄孙——站在指挥台上，下令所有枪炮一齐开火。炸弹落下来了，一枚击中舰首，他的双腿被炸断；另一枚落在舰桥，火光冲天。他倒在血泊里，被人扶起，靠在栏杆上，继续指挥。副舰长恳请他离舰，他答：“诸人尽可离舰就医，惟我身任舰长，职责所在，应与舰共存亡，万难离此一步。”

　　舰体开始倾斜。水兵们强行把他抬上一艘小舢板。日机发现了舢板，掉转机头，对着江面上满载伤员的木板疯狂扫射。萨师俊头部中弹，坠入长江。那一天，中山舰沉入金口水底，萨师俊和舰上24位官兵一同殉国。他们中，许多人和他一样，来自福州，来自马尾，来自这条江通向海的地方。萨师俊是抗战中阵亡的军衔最高的中国海军军官，时年43岁。多年以后，中山舰被打捞出水，人们在舰上找到一枚小小的石印章，印面上刻着“萨师俊印”四个字。它在长江底下睡了59年，出水的时候，石质依然温润。

　　一群福州人，一艘老舰，一条长江，一片最终汇入大海的水。

　　（三）

　　而王荷波当年发展的那个学生，此刻正以另一种方式，守在这片海上。

　　郭寿生在大革命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没有离开海军，在国民党海军系统中一潜伏，就是21年。他当过《新海军》月刊社长，做过海军总司令部新闻处上校专员，始终是一个“不带兵”的闲职。但那条线一直没有断。

　　潜伏，是另一种形式的坚守。一个在旧海军里不掌兵、不掌舰、只握着一支笔的福州人，用21年的沉默，守着一个早已不在身边的组织。他没有军舰可以指挥，没有战场可以冲锋，甚至连一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他能做的，只是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记住自己是谁，记住自己在等什么。这种等待，比冲锋更需要耐心，比牺牲更需要信念。

　　1938年，郭寿生由舅父黄展云带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黄展云是孙中山的秘书、民主革命家，他的另一个外甥李庚，正是周恩来的秘书。通过李庚，郭寿生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问他现在在何处工作，郭寿生答：“海军雷电学校。”周恩来随即指示他继续潜伏，等待召唤。这一面，只有几句话。但就是这几句话，又把那条断了11年的线，接了回去。

　　这一等，又是10年。

　　1948年秋天，地下党员林亨元受周恩来派遣，找到郭寿生，用福州话说了一句话：“周恩来请你归队。”

　　郭寿生一听，泪湿双眼。21年了，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8年武汉那一面，再到1948年这句福州话，他等这句话，等了整整21年。一个潜伏者最怕的，不是危险，不是孤独，而是被遗忘。但组织没有忘记他，周恩来没有忘记他。那句福州话，就是21年潜伏的答案。

　　归队后，党交给他的任务很明确：去做林遵的工作。林遵是林则徐的侄孙，烟台海校校友，同属“新海军社”。郭寿生到镇江与林遵两次深谈，试探出林遵对国民党腐败的痛恨和对内战的厌倦，然后把中共地下组织的意图和盘托出。林遵后来回忆说，正是通过与郭寿生的谈话，他才与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联系，那是促使他下决心起义的决定性因素——如同“在长夜中看到了曙光”。

　　一个在旧海军中潜伏了21年的福州人，用一句福州话接上了组织的召唤，又用同乡和校友的身份，把另一个福州人引向了人民的阵营。郭寿生没有指挥过一艘军舰起义，但林遵的25艘舰艇驶向人民解放军时，那条航线，是他21年潜伏换来的。有些人的功勋，不在战场上，在漫长的等待里；不在炮声中，在一句“归队”里。

　　福州人与海的缘分，在抗战胜利后走向更远的南方。1946年，林遵率“太平”“中业”“永兴”“中建”四舰南下，收复西沙、南沙群岛，在永兴、太平诸岛勘界立碑。1947年，国民政府内政部方舆司公布南海诸岛位置图，十一段线第一次被清晰地画在版图之上。东沙、西沙、中沙、南沙，以及最南的曾母暗沙，皆在其中。那些碑刻和那条线，不是地图上的装饰，而是一个民族在废墟中重新确认海疆边界的沉默宣言。

　　1949年2月，另一艘以“重庆”为名的军舰在吴淞口起义。舰长邓兆祥，马尾海军学校毕业生，率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驶向解放区，成为人民海军诞生前夕最沉重的一记钟声。

　　1949年4月，林遵率海防第二舰队在南京江面起义，25艘舰艇、1200多名官兵加入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在白马庙宣告成立。人民海军从旧海军的废墟里站了起来，而福州人交出的那些舰艇和水兵，成了它最初的家底。

　　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两位海军老人选择了留下。萨镇冰，历经前清、民国而至新中国，年过九旬，蒋介石派人请他赴台，他回电：“年事已高，步履多艰。”陈绍宽，原国民党海军总司令，同样拒绝，回电只有4个字：“农事正忙。”福州解放前夕，萨镇冰联合地方士绅发布《告全市人民书》，号召市民保持稳定，等待解放军入城。他们哪里也没有去。他们留在了这条江边，留在了中国海军最初出发的地方。

　　而福州与海军的故事，在20世纪后半叶，还以一种近乎沉默的方式继续。福建籍归侨开国上将叶飞，1949年率十兵团解放福州，后来长期主政福建；改革开放初年，他又受命出任海军第一政委、海军司令员。他是陆军出身，却在海军最需要有人打开局面的时候，走进了北京的海军大院，引领海军建设转型，踏上现代化建设新航程。从闽江边出发，走过陆地、天空和海洋，最后又回到海上。这不是巧合，而是这条江与这片海之间，始终没有断过的那根线。

　　（四）

　　福州舰回来的时候，这些名字都沉在江底和史册里了。沈葆桢、林永升、陈季良、王荷波、萨师俊与中山舰福州籍官兵、郭寿生、林遵、邓兆祥、萨镇冰、陈绍宽、叶飞……他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信仰也未必相同，但他们都从同一条江边出发，面对着同一片海。他们有的战死在黄海，有的沉入长江，有的在旧海军里潜伏了21年，只等一句“归队”，有的把旧舰交到新生的人民政权手里，有的在90岁时选择哪里也不去，有的在改革开放的早晨重新穿上海军制服。

　　那位退役45年的老兵站在码头上，他看见的福州舰是新的，水兵年轻，舰容整洁。但他站的地方，和一百多年前船政工人站的地方，是同一片土地。闽江的水还在流，流向同一片海。

　　有些城市与某种事物之间的缘分，不是选择，是命运。

　　福州舰归乡，归的是一座把海魂刻进骨子里的城。码头上敬礼的老兵，和纪念馆里那些发黄的照片，说的是同一句话：此去深蓝，不负来路。

　　《福州晚报》（2026年10月26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