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亦舟

位于福州永泰县白云乡樟洋村的力钧故居（资料图）。记者石美祥摄

　　晚清民初，新旧交替，时代潮流奔腾不息，山河动荡，涌现出众多闽籍先贤志士。其中，一代儒医力钧以医者的仁心、儒者的胸怀，在乱世中躬身求索、默默耕耘、笃行济世，尤为感人。

　　从福州文史学者陈碧所著的《晚清医隐力钧传》中，可以读到力钧跌宕起伏的一生。他的身上，体现出着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坚守与无奈、进取与归隐。这部传记清晰地呈现了力钧在中国医学革新、实业救国、教育启蒙、南洋交流等各方面的独特社会价值，也阐述了力钧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

陈碧所著的《晚清医隐力钧传》。

　　（一）

　　在力钧出生前，福州永泰县发生了特大洪水灾害。这场天灾，也映照出晚清王朝内忧外患、统治不稳的衰败状况。

　　力钧生于清咸丰六年（1856），那时各地饥荒不断，战火纷飞。他幼年体弱多病，生活贫困。他从小体会到了人生的艰辛和生命的宝贵。与传统学子埋头于科举、孜孜于功名不同，他扎根于乡间，少年时跟随刘善曾、陈崇备、张熙皋、郭秋泉等名师学习文字训诂、经史医术和医理典籍，以《说文解字》解释《黄帝内经》，以物象推演药性医理，形成实事求是、考据严谨的治学思想。

　　纵观力钧的一生，他从永泰深坳白云乡走出，在阳岐古村里生活过，也在福州城定居过。他自幼有儒医双修的履历，中举之后三次下南洋行医，创办实业，后来入京在商部、邮电部、农工商部任职，民国时期以医为业。

　　他是初心纯正的仁厚儒医，竭力守护与传承中医传统精华。力钧学医之初就坚持传统儒医的初心，把治病救人当作一生的追求，以“上以疗群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为医者的本分，把治病救人当作自己的使命。

　　晚清闽地疫病流行，人民生活困苦。清光绪二十年（1894），福州暴发大规模鼠疫，疫情传播速度快、致死率高，百姓深陷恐慌。当时不少医者或逃难避祸、或图利自利，力钧挺身而出，全然不顾疫病带来的生命危险，潜心研究药方，独创“大青汤”救死扶伤。他坚持出诊上门看病，灵活运用方剂开展救治，有数百名病患经他诊治得以痊愈。除了亲自接诊治疗病人，他还联合当地医者整理鼠疫相关医籍，总结各类防疫手段。他提出居室要保持通风、消毒环境、妥善处理染疫尸体等防护措施，尽可能降低疫病扩散的风险。就算身处极易被传染的危险环境，他仍然四处奔走施救，用医者的责任担当，为城乡百姓化解疫灾带来的苦难。

　　力钧行医几十年来，不计较贵贱，不慕名利，对乡野贫民、南洋侨民、宫廷权贵都是一视同仁、认真对待。他一生致力于钻研古籍、考证经典，整理修订《难经古注校补》，研究唐本《伤寒论》，整理本草药理，传承中医精华。他整理中医古籍、考据经典医理，校勘《伤寒论》《难经》等传世典籍，总结临床经验，留下许多宝贵的医学文献。

　　作为闽地先贤，他还致力于桑梓故土的建设，为永泰耕读文化、闽地儒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创办了学堂、保存了典籍、培养了人才，这对福建近代文教、实业、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有800多部馆藏图书是力钧的著作、写本和藏书。这些书籍至今仍是研究晚清医学、南洋历史、闽地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

　　（二）

　　力钧是一位心怀天下、有志于救国的爱国人士。他不被诊室药炉所困，而是积极投身到时代的变革中。他创办银圆局抵制洋银，缓解了地方财政危机；兴办新式学堂，培养救国人才；到南洋考察时局，著书存史。他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笔墨救国的方式来医治国家积贫积弱的病根。从医人到医国，一个字的变化，就体现了力钧这位晚清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意识。

　　在教育启智和人才培育方面，力钧深耕新式教育、革新育人理念，弘扬闽地近代新式教育之风。他知道国家的兴衰取决于人才，人才的兴衰取决于教育。他看到了传统科举教育的弊端，联合陈璧、陈宝琛、林纾等闽地名士先后创办了苍霞精舍、东文学堂、蚕桑公学等新式学堂。其中，东文学堂革新教学方法，培养外语和新式学术人才，后来改建为全闽师范学堂，成为福建近代新式师资的培养基地；蚕桑公学是福建近代第一所实业学堂，以实业教育为主，适应民生需求，受到美国学者约翰·杜威的高度评价。力钧冲破了“读书只求科举”的传统束缚，既重视通识教育又重视实业教育，引进西方先进的教学思想和教材，培养了大批晚清闽地新式实用人才，使福建教育由传统的科举制向近代的新式教育转变，给东南地区的近代化发展注入了人才活水。

　　甲午战败之后，晚清的中国陷入深重危机，力钧目睹山河受辱的现实，坚定了救亡图强的志向。此时，他不局限于行医济世，更希望医治社会弊病，以实干践行救国图强的理想。他主动参与创办《福报》，借助报刊传播新思想，致力于开启民智。

　　（三）

　　力钧是兼容开放、革新求变的先行者。他在学习中医的同时，也研读了西医的典籍，并且将中医与西医进行比较，不存门户之见，不执古今偏见，率先提出中西医汇通并进的思想，反对故步自封的治学陋习。他三次到南洋，远赴日本，走遍欧洲各国，考察海外医疗体系、教育制度、实业发展，购买西医图书，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成为近代中国中西医汇通的先驱者。力钧冲破了传统医学认知的束缚，用包容、革新的眼光看待中外文明的差别，给传统中医学的现代化转型和中西医学的融合发展打下了宝贵的早期基础。

　　力钧在著作中深刻思考近代中国的出路与发展之道。《双镜庐文存》中收录了力钧与丁耕邻的信，其中能看出他对当时社会的洞察和远见。比如，他在信中写道：“一是修铁路；二是移民东三省、西南诸省垦荒；三是开通西学、开办艺局……”在信中，他还谈到中国未来的教育大计：“要投入世界潮流中，要通西学……”

　　在中外交流、文脉传承方面，力钧把南洋作为立足点，放眼世界，成为近代中外交流的桥梁。晚清推行封闭政策，致使民众眼界受限，对外部世界的实际状况缺乏基本认知。力钧三次下南洋，游历马来西亚槟城、吉隆坡以及新加坡等地，在行医问诊的同时帮助当地侨民。他还考察南洋地缘格局、侨民生态、海外商贸和文教发展状况。他在《槟榔屿志略》中详细记载了南洋的地理风貌、社会民生、军政格局，用笔墨保存了海外的史料，为国人认识世界、了解时局提供重要的参考。他也在南洋大力传播中华文化，同时吸收外国先进的文明，把中华医术、传统文化传到南洋，并且把南洋的实业、教育、医疗的先进经验带回国内。

　　（四）

　　力钧是清醒通透、知进退、守本心的智慧隐士。他担任清代宫廷御医的经历，对他人生的发展影响深远。他凭借精湛的医术，经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瞿鸿禨举荐入宫，为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诊治疾病，获得宫廷、朝野认可。力钧深谙养生调理之道，认为慈禧的病症属于“胃消化力缓，食料积滞”，主张“宜对饮流质，以助消化”，于是建议她每日饮鸡汤三次。慈禧饮用后病愈，佩服力钧医术高明，称赞道：“力钧治法，神妙极矣，不服药而病愈。”“听说是你医好商部尚书载振的病，皇上的病跟载振相似，你也给皇上好好留心调治……”彼时，力钧的个人仕途与医学声誉达到了顶峰。力钧对光绪帝积年顽疾详加辨证，主张以热药温补施治。但是，该诊疗主张与宫廷太医有分歧，力钧因此陷入晚清宫廷凶险的政治斗争之中。

　　力钧医术高明，他能医治帝王的躯体之病，却不能治疗王朝的衰败之病；他心存赤诚，想用医术、才干辅佐朝政，却深陷政治泥潭，寸步难行。看到时局无望、报国无门，他没有趋炎附势、同流合污，也没有激进抗争、以身殉道，而是选择了隐忍自保、从容退场，这彰显了其坚守本心的高贵品格。

　　力钧的一生都处在洋务运动、甲午战败、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这些近代重大历史事件之中。在洋务运动中，他研习西学，兼收并蓄；维新变法时期，他兴办新学，启迪民智；清末新政时期，他创办实业，整顿民生；民国更迭之后，他归隐行医，传承文脉。他用温和务实的方式走近代化革新的道路。

　　晚清社会风气浮躁涣散。当时不少读书人追逐功名、依附权贵，或是消极避世、麻木度日，或是盲目激进、空谈救国。力钧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立身之路。他入世的时候，积极担当、报效国家；退隐之后，坚持本心、传承技艺。壮年时期，他不怕困难、不怕权贵，用医术救民，用实干救国，尽力改善社会时局、造福民生。中年以后，他认清时势，主动退隐，不抱怨世道的变化，也不丢失自己的气节。他隐居医隐庐，平时行医救民，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与文人雅士谈经论道，论诗作文。

　　力钧的归隐不是荒废自我、消极避世，而是在退隐中坚持作为、默默坚守。归隐后，他仍然从事医学研究、古籍整理、培养青年学生等。他与严复、林纾、陈衍等著名学者进行思想交流、诗文唱和，继承了福建地方文脉，一直保持着读书人的本分和操守。

福州永泰县白云乡樟洋村是力钧故里（资料图）。记者石美祥摄

　　《晚清医隐力钧传》后记中以“宛在水中央”为题，准确地概括了力钧的一生。他一生都在求索，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入世与出世的抉择、传统与新式事物的较量，他一直在做着取舍，坚守着自己的内心。他踏实践行理想，始终济世为民，依靠自身的努力造福乡梓、推动时代的发展，这样的品格和精神值得后人铭记和敬仰。

　　《福州晚报》（2026年10月27日 A07版 闽海神州）